高三那年的秋天，雨水少得可怜，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黄得像金箔，被风一吹，簌簌往下掉，铺在柏油路上，厚厚一层。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自行车，碾过落叶时，会发出“沙沙”的脆响，像有人在身后嚼饼干。
我家在乡下，离县城的高中有十五里地。每个周末，我都骑着这辆破车往返，车把上挂着妈给烙的饼，用蓝布包着，一路飘着麦香，偶尔会引来几只馋嘴的麻雀，跟着车轱辘飞一段。
出事那天，是周日下午。我往学校赶，太阳斜斜地挂在天上，把影子拉得老长，贴在地上，像个瘦高的巨人。快到县城边界时，路边停着辆摩托车，红色的，车座上蒙着层灰。一个穿黑褂子的男人蹲在地上，背对着我，正往火盆里扔纸钱。火舌舔着黄纸，卷成一个个黑蝴蝶，往上飞，又打着旋儿落下来，带着股呛人的烟火气，混着柏油被晒化的味道，闻着让人发晕。
“让让！让让！”身后传来大巴车的鸣笛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像有只蜜蜂钻进了耳洞。
我赶紧往路边靠，车把一歪，前轮差点轧到火盆边的灰烬。那些灰很细，像面粉，被车轮带起的风一吹，扑了我一脸。一股热风从火堆里卷过来，带着纸灰，钻进脖子里，烫得人一激灵，像被烟头烫了一下。
“操。”我骂了句，蹬着车子往前冲，后背还能感觉到那股热气，像有人在后面用吹风机吹，一直跟着我，甩都甩不掉。
骑过那个路口时，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黑褂子男人还蹲在那儿，火盆里的纸快烧完了，只剩下点火星子。他突然抬起头，正好跟我对视。他的脸白得像纸，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黑沉沉的，像两口井，没一点光，看得我心里发毛，后颈的汗毛“唰”地竖了起来。
我赶紧转过头，猛蹬脚踏板，自行车“吱呀”乱叫，链条磨着齿轮，发出“咔咔”的响，像在哭。车把晃得厉害，差点撞到路边的石头上。
那天傍晚到学校，我就觉得不对劲。
浑身没劲，头重脚轻，像灌了铅。晚自习时，趴在桌子上就睡，老师用粉笔头砸了我三次，我都没醒。同桌拽我胳膊，说我脸烫得能煎鸡蛋。第二天早上，校医室的体温表甩到39度，烧得迷迷糊糊的，看东西都是重影，被同学架去了医务室。
校医是个戴眼镜的老太太，给我打了退烧针，开了些花花绿绿的药片，可一点用都没有。只要在学校待着，就烧得厉害，昏昏沉沉的，连笔都握不住；回到家，不用吃药，往炕上一躺，睡一觉就好了，能吃能喝，跟没事人一样。
就这么来回折腾了三次。第三次被同学从课堂上扶出来时，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的月考成绩单，眉头拧成个疙瘩，能夹死蚊子：“陈默，你要是不想考大学，就趁早回家！别在这儿耽误时间！全班就你名次掉得最厉害，你自己看看！”
成绩单上的红叉像虫子，爬得我眼睛疼。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可喉咙里像堵着棉花，发不出一点声音。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一进学校大门，那股子邪劲就上来了，眼皮打架，骨头缝里都透着累，连站起来都费劲。
妈来学校接我时，眼圈红红的，手里拎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她熬的姜汤。“要不……咱去看看刘婆婆？”她把姜汤递给我，声音有点犹豫。
刘婆婆是邻村的，住在山坳里，听说懂些门道，专治“说不清道不明的病”。我一听就火了，把保温桶往桌上一墩，姜汤洒出来点，烫了我的手：“妈！你咋也信这个？我就是感冒了！学校人多，交叉感染！”
“感冒能这么折腾？去学校就犯，回家就好？”妈拽着我的胳膊，往自行车棚走，力气大得吓人，“去看看，看完没事，咱就死心了。刘婆婆以前救过你表叔的命，你忘了？”
我没说话，心里憋着股气，又有点发虚。表叔小时候落水，被人捞上来时没气了，是刘婆婆抱着他念叨了半天，居然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刘婆婆家在山坳里，三间瓦房，院墙是石头垒的，高低不平，像牙齿。门口种着棵老槐树，枝桠歪歪扭扭的，伸到院墙上，像只枯瘦的手抓着天。
她本人比我想象中年轻，也就五十出头，头发却白了大半，梳成个髻，用根银簪子别着，银簪子上刻着朵梅花，磨得发亮。脸上的皱纹不深，可眼睛总眯着，像没睡醒，只有抽烟时，才会猛地睁开，亮得吓人，像鹰隼。
我们进去时，她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吧嗒吧嗒抽旱烟，烟杆是铜的，烟锅被熏得漆黑，杆身却磨得发亮，能照出人影。看见我们，她没起身，只是抬了抬眼皮，吐出个烟圈：“坐。”
堂屋很暗，窗户上糊着纸，光线不太好。墙上挂着些奇怪的东西，有个用红绳拴着的桃木剑，还有几串干辣椒和玉米棒子，看着有点瘆人。
妈把我的情况跟她说了，从路边烧纸说到学校发烧，说得口干舌燥，手里的帕子都攥湿了。刘婆婆没咋听，眼睛一直盯着我，烟圈从她嘴里吐出来，慢悠悠地飘到我面前，散了，带着股呛人的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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