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那番关于“民心”的论述，如同在干燥的草原上投下了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刘演心中积郁已久的豪情与行动力。舂陵刘氏的宅邸，自此不再仅仅是耕读传家的乡间院落，更成为了暗中联络四方、密谋大事的策源地。
刘演凭借其多年结交豪杰积累的人脉与声望，迅速行动起来。他派出亲信子弟，携带密信，往来于南阳各地的豪强、侠客与对王莽统治不满的地方官吏之间。与此同时，刘秀则以其沉稳务实的风格，负责内部整合与物资筹备。他利用经商的经验，暗中收购铁器、皮革、粮食等战略物资，并秘密招募、训练本族的青壮子弟。他的亲和力与公正，使得他在宗族内部极具号召力，许多年轻人不仅佩服刘演的豪气，更愿意追随这位“谨厚”却见识不凡的叔父（或兄长）。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天下局势愈发糜烂。绿林军因疾疫分兵，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部分活跃于南阳附近。王莽派往镇压的前队大夫（官职，相当于太守）甄阜、属正（官职，相当于郡尉）梁丘赐，屯兵于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南）一带，厉兵秣马，准备一举剿灭荆襄地区的义军。形势逼人，起兵的时机已然成熟。
这年十月，刘演、刘秀兄弟正式在舂陵举起义旗。刘演召集宗族子弟与门客，慷慨陈词：“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话语掷地有声，群情激昂。然而，起兵之初的景象，却远非“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那般美好。仓促集结的部队，被称为“舂陵军”，骨干是刘氏宗族及依附的宾客，总数不过七八千人。他们大多缺乏军事训练，手中的兵器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不少锄头、木棍。甲胄更是稀缺，旌旗亦不鲜明。
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官军，一些宗族子弟不免心生恐惧，有人甚至暗中抱怨，认为此举是以卵击石。刘秀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情绪。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明确目标，他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他亲自设计，并让工匠紧急制作了一批红色的军服和头巾。在誓师大会上，当刘秀与主要将领身着耀眼的“绛衣大冠”（红色战衣和武冠）出现在队伍前时，整个舂陵军为之震撼。红色，是汉朝的标志性颜色，是火德的象征。这一身赤色，仿佛瞬间将这群乌合之众与那个曾经强盛的王朝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这次起兵以“恢复汉统”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军心士气，为之一振。
为了增强实力，刘演、刘秀审时度势，主动派人与活动在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的新市兵首领王匡、王凤，以及平林（今湖北随州东北）的平林兵首领陈牧、廖湛联系，提议联合抗莽。起初，绿林军部分首领见舂陵军势单力薄，颇有轻视之意。但刘秀以其诚恳的态度和对局势的清晰分析，最终说服了他们。联军形成，声势大震。
联军首先在小长安聚（今河南南阳南）与甄阜、梁丘赐的官军遭遇。然而，由于缺乏协同作战经验，加之雾大迷路，联军初战不利，遭受挫败，刘秀的姐姐刘元、二哥刘仲等多名亲属都在此役中遇难。刘秀本人也仅单骑走脱，其坐骑“踏雪”在乱军中救主，初显神骏。失败并未击垮联军的意志，反而让他们更加清醒。他们退守棘阳，收拢溃兵，并与另一支重要的义军——由王常、成丹率领的下江兵会合。力量得到补充后，联军于次年正月，发动反攻，在沘水（今河南唐河上游）西岸大破官军，阵斩甄阜、梁丘赐。此役，刘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其勇武开始为人所知。
随后，联军乘胜进攻，在淯阳（今河南南阳南）击败王莽派来的纳言将军（王莽官名）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进而包围了南阳郡的治所宛城。此时，为了整合各路义军，确立名号，更始政权应运而生。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另一位西汉宗室、性格较为懦弱的刘玄为帝，复汉国号，年号“更始”。刘演因功高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
更始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宛城被围，震动了长安的王莽。他意识到南阳的这股力量已不再是普通的流寇，而是心腹大患。于是，他倾尽全力，征调了当时他认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组成一支规模空前的征讨大军。王莽以其族弟、大司空王邑为统帅，大司徒王寻为副帅，征召号称百万（实则四十二万）的精兵猛将，其中包括了一位身高一丈、腰大十围、能驱使虎豹犀象等猛兽的巨人，名叫巨无霸，担任垒尉（负责营垒的官），以期在心理和实力上彻底碾压义军。大军浩浩荡荡，出函谷，直扑南阳，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解宛城之围，而位于宛城东北方向、颍川郡境内的战略要地昆阳（今河南叶县），便成了双方必争之地。
此时，驻守昆阳的汉军，是由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等人率领的，兵力不过八九千人。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朝大军，昆阳城内的汉军将领们，无不色变股栗，惶恐万分。许多人认为昆阳城小坚固，难以长期坚守，主张分散突围，退保荆州故地。整个军中，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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