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敦煌是在第四天凌晨。
沙婆的话像根刺，扎在四个人心里。尤其是最后那句“不要相信任何主动给你们带路的人，尤其是姓张的人”。陈岁安一路上都在想，张青崖如果还活着，现在该多大年纪了？九十？一百？一个近百岁的老人，真能在沙漠里活五十年？
火车一路向西。过了吐鲁番，景色彻底变了——戈壁滩、盐碱地、远处是天山的雪线，白得晃眼。空气越来越干，嘴唇裂开细小的口子，舔一下都是血丝。
曹蒹葭的嗓子又出了问题。西北太干，她得不停地喝水，但水喝多了又恶心。白栖萤从布包里翻出个小瓷瓶，倒出些褐色粉末，用温水冲了让她喝。
“这是什么？”陈岁安问。
“密修会的方子，润喉安魂的。”白栖萤自己也喝了一口，“央金说，我的灵视刚成，在沙漠地带容易受地气干扰。这药能稳住心神。”
她说话时，鬓角的白发在车窗透进的光里泛着银光。陈岁安注意到，那缕白发的发根处，黑色和白色的分界越来越模糊了，像是两种颜色在互相吞噬。
“你的头发……”他忍不住说。
白栖萤摸了摸鬓角：“灵视的代价。央金说，等我完全掌控了能力，或许能恢复。但也可能……永远就这样了。”
她语气平静，但陈岁安听出了一丝别的意味。他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词穷。纳木错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王铁柱肩上的疤，曹蒹葭的嗓子，他自己的心火，还有白栖萤的头发。可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只是一扇又一扇门，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谜。
下午三点，火车抵达喀什。
喀什的气味和敦煌又不一样。刚出车站，一股混合着香料、烤馕、尘土和牲口气味的暖风扑面而来。街上多是维吾尔族人，男人戴着小花帽，女人围着鲜艳的头巾。店铺招牌上是看不懂的维吾尔文，音调起伏的叫卖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按照奶奶信里的线索，他们要找的是一个叫“艾山江”的老人——当年考古队维吾尔语翻译的儿子，现在应该六十多岁了，在喀什老城开古董店。
老城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后面，迷宫一样的巷子，土黄色的墙，木雕的窗，葡萄藤从院墙里探出来，叶子黄了，在风里沙沙响。地面铺着六角砖，缝隙里长着顽强的草。
四个人在巷子里转了快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家店。门脸很小，招牌上汉文和维吾尔文并列写着“艾山江古董”，玻璃橱窗里摆着些旧铜壶、陶罐、还有泛黄的书籍。
推门进去，门楣上的铜铃叮当一响。
店里光线很暗，空气中浮着灰尘，闻得到旧书和木头腐朽的气味。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人，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小花帽，脸膛黝黑，皱纹深得像刀刻。他正在用放大镜看一本古书，听见铃声抬起头。
“买什么？”他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
陈岁安走到柜台前：“请问，您是艾山江·阿布都拉的儿子吗？”
老人的动作顿住了。他放下放大镜，仔细打量陈岁安，又看看他身后的三个人。过了好几秒，才缓缓点头：“我是。你们是……”
“我叫陈岁安。”陈岁安掏出那枚双鱼佩，放在柜台上，“我奶奶是白仙芝。她让我来找您。”
艾山江的眼睛猛地瞪大了。他伸手去拿玉佩，手指在快碰到的时候又缩了回去，像是怕烫着似的。
“白仙芝……”他喃喃重复，眼神变得恍惚，“她……她还活着？”
“应该还活着。”陈岁安说，“她三年前去了沙漠。您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艾山江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店门口，把“正在营业”的牌子翻成“休息”，然后锁上门，拉下百叶窗。店里彻底暗下来，只有柜台上一盏老式台灯发出昏黄的光。
“跟我来。”他掀开柜台后的帘子，示意四人进去。
帘子后面是个小房间，堆满了杂物：成捆的旧地毯、生锈的马镫、破损的陶罐。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新疆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标记。
艾山江从杂物堆里翻出个小木箱，打开。里面是些泛黄的信件、照片，还有几本笔记本。他抽出其中一张照片，递给陈岁安。
又是那张照片。1942年，沙漠，四个人。但这一张的角度不一样——是从侧面拍的，能清楚看见他们身后的景象：一座巨大的、月牙形的沙丘，沙丘底部有个黑黢黢的洞口。
“这是沙海之门。”艾山江指着那个洞口，“我父亲当年拍的。他是考古队的翻译，也是向导。他熟悉塔克拉玛干的每一条路，每一个水源地。”
“他后来怎么样了？”白栖萤问。
艾山江沉默了一会儿：“1950年，有人来找他，问当年那扇门的具体位置。他不肯说。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我们在城外十公里的戈壁滩上找到他的尸体，整个人……干透了，像是被抽光了所有水分，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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