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碧莲担任总经理，她利用家族关系，迅速搭建起一个豪华的、由众多衙内和关系户组成的董事会和管理层。
公司的业务模式简单而粗暴：
凭借红头文件，迅速与天竺、吕宋等劳动力输出大国签订了“独家”或“优先”劳务合作协议。
规定所有前往西澳、南亚的劳务人员，必须通过“泛亚公司”进行招募、培训和派遣。
对每一位外劳，收取高额的“报名费”、“培训费”、“中介服务费”、“合同管理费”。
这些费用标准远远超出正常市场水平，且没有任何透明的成本核算。
与南亚、西澳方面某些被曹家拉拢或本就腐败的官员暗中勾结。
确保由“泛亚公司”送来的人能顺利通过审核，并将部分利益输送回国内，装入曹家及其盟友的口袋。
曹碧莲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看着第一笔巨款顺利入账，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能体现自身价值、并来赚取惊人的财富，而且这一切还披着国家政策的外衣，名正言顺。
她甚至已经开始幻想，等公司规模再大一些，她就可以凭借这份“政绩”和庞大的资金流，
反向影响甚至要挟南亚和西澳的决策，让自己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
她完全沉浸在这幅“宏图大展”的自我陶醉中。
丝毫没有察觉到，她以及她背后的曹家，正沿着武振邦和杨洛夫早已铺好的轨道，一步步驶向深渊。
她贪婪地签下一份份合同，收取一笔笔巨款。
却不知每一笔交易、每一次利益输送，都被远在南亚的情报部门详细记录在案。
成为未来某一天足以引爆整个曹家的重磅炸弹。
武振邦在“星洲号”上收到叶荣天关于港岛方案和曹碧莲公司近期动态的汇报后，只是淡淡一笑，回复了四个字：“静观其变。”
碧海蓝天之上，蜜月之旅继续，仿佛一切波澜不惊。但海面之下，暗流早已汹涌澎湃，只待那最终时刻的到来。
武振邦的“静观其变”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基于对叶荣天能力和局势判断的信任。
他深知，对于港岛水荒这类牵涉微妙政治的问题，过于主动反而落人口实。
叶荣天领悟了他的意图，操作得极为精准。
就在港岛限制供水措施即将进一步收紧，民怨逐渐积累之时，港督府内部经过激烈辩论，终于有人想起了卫斯理和西澳资本所透露的“可能性”。
一次非正式的咨询通过秘密渠道发出。
叶荣天等待的就是这个信号。
他立刻授权星轮航运的代表，以“民间商业机构”的身份，与港府相关部门展开了紧锣密鼓但极其低调的谈判。
方案是现成的，技术是成熟的，资金更是雄厚。
谈判焦点集中在两点：
一是水价，二是项目主导权。
叶荣天在两方面都做出了“让步”：
水价承诺低于同期从内地购水的成本，且同意由港府控股新成立的“港岛海水淡化公司”，星轮航运及其联盟只参股并负责技术建设和运营管理。
这个方案几乎完美满足了港府的所有面子和里子需求。
既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民生危机、掌握了资产所有权、还获得了更便宜的水源。
项目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短短数月内，设计、勘探、设备采购就已启动，庞大的建设工程在维多利亚港畔悄然展开。
此举在港岛赢得了巨大声誉，卫斯理和其背后的“国际资本”被媒体誉为“雪中送炭”。
北边对此保持了沉默，既乐见港岛用水危机缓解，又对西澳资本如此深度介入本地民生工程心存疑虑。
但鉴于其商业形式和港府的主动请求，暂时未加干涉。
武振邦“不主动、不拒绝、负责任”的策略初显成效。
与此同时，曹碧莲的“泛亚国际人力资源合作总公司”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
公司的招聘广告铺满了天竺和东南亚国家的报纸电台，描绘着前往西澳和南亚“淘金”的美好蓝图。
报名点人山人海，渴望改变命运的劳工们挤破了头。
高昂的费用未能阻挡他们的热情，许多人甚至借下高利贷来支付“机会成本”。
曹碧莲坐在四九城的办公室里，看着财务报表上指数级增长的数字，志得意满。
她动用关系，将公司业务迅速扩张到巴铁、孟加啦等国，俨然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垄断巨头。
她甚至开始模仿南亚的“迪文模式”，试图在输出劳工的同时，掺沙子般安插一些“自己人”进入南亚和西澳的基层管理岗位。
美其名曰“协助管理同胞”，实则想逐步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这些小心思，自然瞒不过杨洛夫手下那些经验丰富的反间谍官员。
每一笔经过“泛亚公司”账户的资金，每一个被安插的“自己人”，每一份与南亚西澳腐败官员的秘密协议，都被杨洛夫的情报网清晰地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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