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彪站在一处被炸塌了一半的土坯房顶上，用望远镜看着远方那条从津巴布韦延伸过来的红土公路。公路像一条干涸的血脉，在非洲大地上蜿蜒，两侧是低矮的灌木丛和稀疏的猴面包树。他昨晚就收到了侦察兵的报告——三千名亚洲黄种人士兵分乘大约两百辆装甲车和卡车，从穆塔雷方向出发，沿着这条公路向东北方向快速推进，目标很可能是位于马拉维南部的联合体控制区。丧彪放下望远镜，揉了揉被目镜压得发酸的鼻梁，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临时指挥所。几个参谋正在一堆沙盘前忙碌，沙盘上用木块和石块模拟着周边的地形，用红色的小旗标注敌军的推进路线，用蓝色的小旗标注己方的防御阵地。丧彪跳下土坯房，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到指挥所中间，拿起一根木棍在沙盘上点了点。
“他们的头车现在到了哪里？”他问。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参谋指了指沙盘上的一个位置，“根据侦察兵最后发回的消息，他们的前锋距离我们的雷区还有不到十公里。按照他们的速度，大约四十分钟后进入雷区。”丧彪把木棍丢到沙盘上，从桌上拿起一杯凉透了的浓茶灌了一口，茶水的苦涩让他皱了一下眉头，但他没有放下杯子，又把剩下的半杯一口气喝干了。“炮兵团准备好了吗？”他转向另一个参谋。那个参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黑人，曾在刚国的炮兵部队服役过十几年，后来加入丧彪的队伍，因为经验丰富被任命为炮兵指挥官。他点点头，声音低沉而稳定，“十二门150毫米榴弹炮已经在预设阵地上完成了射击诸元装定，弹药储备充足。另外还配备了三十六门迫击炮，部署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射程覆盖整个伏击区。火箭炮连的十二门107毫米火箭炮也已经进入了发射阵地，等您一声令下，三轮齐射就能把他们的车队从头到尾犁一遍。”丧彪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手表，然后抬起头，目光扫过指挥所里的每一个人，那些脸上有紧张、有兴奋、有疲惫，但没有恐惧。
“各步兵单位呢？”丧彪继续问道。一个负责步兵作战的指挥官站了出来，他身材不高但很敦实，脸上有一道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颌的刀疤，是他早年在卡桑加和另一个武装派别肉搏时留下的。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金属，“第一、第二、第三团已经完成了对伏击区的包围。第一团部署在公路东侧，第二团在公路西侧，第三团在公路北侧封死了他们的退路。南侧留了一个口子，但不是给他们跑的，是给我们的穿插分队渗透进去的。每个团都配了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足够封锁整片区域。另外还组织了两支敢死队，装备了RPG和无后坐力炮，专门对付他们的装甲车辆。步兵们已经进入阵地，隐蔽得很好，从公路上绝对看不到。”丧彪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掌在沙盘上慢慢扫过，仿佛在抚摸一片即将被战火犁过的土地。“告诉各部队，不要急着冲锋，等炮火把他们的队形打散之后再上。炮兵要注意协同，榴弹炮先打，覆盖整个车队；然后火箭炮延伸射击，切断他们的退路；迫击炮负责精准打击试图组织防御的小股敌人。等冲锋号响了再开始冲锋，不要提前暴露。”指挥官们都点头应下，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用对讲机向前线传达命令。
丧彪走出指挥所，站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小山丘上，看着东方那条灰蒙蒙的地平线。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把整片大地烤得发烫，空气在热浪中扭曲变形，远处的景物像在水底下晃动着。他的脸上面无表情，但心里在飞快地计算着——距离、时间、兵力、火力，每一个数字都在他脑子里转。他不是军事科班出身，没有上过任何一天的军校，他所有的战术知识都是在十几年的实战中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是用血换来的。他没有读过克劳塞维茨，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他知道一件事——打仗就是把敌人打死，让自己活着。简单，粗暴，有效。
大约四十分钟后，远方的公路上扬起了一片尘土。那不是风带来的沙尘，而是车队碾过红土路面时扬起的烟尘，在阳光下呈现一种浑浊的土黄色，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在缓慢蠕动。丧彪的望远镜里，车队的轮廓逐渐清晰——打头的是几辆装甲车，车身涂着暗绿色的迷彩，车顶的机枪塔在阳光下反射着暗淡的光；后面跟着十几辆军用卡车，帆布车棚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排气鼓鼓的肚子；再往后是更多的装甲车和卡车，车队拉得很长，足有好几公里。
他们的表情很轻松，有说有笑，似乎完全不觉得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死亡陷阱。
丧彪放下望远镜，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那不是紧张，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他看着那些坐在卡车里的年轻面孔，那些人和他一样，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思念的人、有未做完的梦。但战争就是这样，你不想杀人，但你不杀人，别人就会杀你。战场上的仁慈，是对自己人的残忍。他拿起对讲机，按下通话键，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各部队注意，敌军已进入伏击区。所有单位做好战斗准备。炮兵，听我口令。”对讲机里传来一连串的确认声，急促而简短，像心脏的跳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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