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长白山脚下的积雪化得差不多了，露出了黑油油的土地，可一早一晚那风，还带着股子刺骨的凉意，当地人管这叫“冻人不冻水”。靠山屯通往外头的土路，被往来的马车、牛车和开化的雪水搅合成了一片烂泥塘，一脚踩下去，泥浆能没到脚脖子。
赵卫国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公社走回来，裤腿上溅满了泥点子，额头上却见了汗。他心里盘算着，松子卖往外县的路子算是初步趟开了，往后王猛少不了要往外跑，光靠队里那挂慢吞吞的老马车，效率太低。自己去公社联系业务、打听消息，也不能总靠两条腿量。这年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话放在八十年代初的农村，一样好使。
他重生回来的优势，不光是对山里物产的了解，更有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他知道，随着政策越来越活泛，农村的商品流通会越来越频繁，有个便捷的交通工具，太重要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卫国扒拉完碗里最后一口小米饭，开了口：“爹，娘，我寻思着，咱家该添置个大件了。”
赵永贵放下筷子，拿起炕桌上的烟袋锅，按上一锅烟叶：“啥大件？又要盖仓房？”
王淑芬也看向儿子，眼里带着询问。
赵卫国摇摇头：“不是仓房。我想买辆自行车，‘永久’牌的。”
“啥？自行车？”王淑芬惊得声音都高了些，“那可得一百好几十块呢！还得要工业券！咱家哪来那么多票？”
赵永贵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没说话，眉头微微皱着。一百多块，在1983年，对于普通庄户人家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很多人家攒一年工分，年底分红也未必能落下这么多现钱。
“爹，娘，你们听我说。”赵卫国早有准备，语气沉稳地分析，“咱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靠山屯合作社刚起步，往后我跟猛子得经常往外头跑，联系销路，打听行情。总靠走路、坐马车，太耽误工夫。有辆自行车，去公社半个点就到了，去县城抓紧点一天也能打个来回。这效率提上来了，多谈成一笔生意，多卖出去点山货，买车的钱不就回来了吗？”
他顿了顿，看着父母的神色，继续加码：“再说了，咱家现在也不是拿不出这个钱。年前卖野猪、卖松子，加上我平时打猎采药攒的，凑一凑，差不离。工业券确实是个问题，但可以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跟人换，或者托托关系。”
赵永贵吐出一口烟，缓缓开口：“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买车是为了正事，爹不拦你。就是这钱……你得算计好了，别把家底掏空喽。”
王淑芬见当家的松了口，虽然还是心疼钱，但也知道儿子说的是正道，叹了口气：“你这孩子，主意正。那……那你就张罗吧，钱要是不够，娘这儿还有点压箱底的。”
赵卫国心里一暖：“娘，不用动你的老本，够用。”
第二天，赵卫国就行动起来。他先去了公社供销社，找到卖自行车柜台。好家伙，一辆崭新的“永久13型”男式自行车，锃光瓦亮地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黑色的车架，电镀的车把和轮圈晃人眼睛，车座子绷得紧紧的，看着就精神。标价牌上写着：178元，另需工业券15张。
周围围着几个看稀罕的年轻人，眼神里全是羡慕，但真敢问价的没几个。这年头，谁家要是有辆“永久”或者“飞鸽”自行车，那不比后世的私家车差啥，绝对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售货员是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妇女，正打着毛线，眼皮都不带抬一下，典型的“八大员”做派。
赵卫国没急着上前，他手里工业券不够。想了想，他转身去了公社的农具厂，找到之前卖松子时认识的一个老师傅，递上两包“大前门”香烟，说明了来意。老师傅在社会上混久了，门路广，答应帮着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用工业券换全国粮票或者布票的（当时各种票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私下交换）。
等了三四天，老师傅捎来信儿，说凑够了。赵卫国揣着厚厚一沓子钱和好不容易弄来的工业券，再次走进了供销社。
这回，那女售货员见他真来买，态度好了不少，利索地开票、收款、点券。当赵卫国推着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走出供销社大门时，感觉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和这辆车上。他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了擦车座子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心里也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这在他重生前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在眼下这个年代，却实实在在地代表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和事业的希望。
他翻身上车，试着蹬了一圈。车轮碾过公社不平整的土路，发出轻快的“沙沙”声，比走路快多了，也省力多了。风吹在脸上，带着春天泥土的气息，感觉格外舒坦。
当赵卫国骑着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回到靠山屯时，简直比年后看秧歌还热闹。
“哎妈呀！快看！卫国买新车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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