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雍史馆，坐落在皇城最偏僻的一角，终年不见天日，空气里弥漫着陈年书卷与墨锭混合的独特气味，像腌透了时光的咸菜。这里是帝国的记忆府库，一言一行，一功一过，都将在这里被称量、记录，最终凝固成青史上的寥寥数笔。
今日的史馆，却比往日热闹了些。太子殿下在早朝上的三道旨意，尤其是最后那道针对陈御史的“恩旨”，像一块投进死水潭的石头，在这里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和一场无声的口水仗。
几位年轻的史官围坐一处，压低了声音，脸上是想笑又不敢笑的古怪神情。
“听说了吗？陈大人被打包塞进南下的军车时，据说脸都绿了。他那身崭新的官袍，还没出京城就被溅了一身泥点子。”
“活该！让他整日里把‘祖宗之法’挂在嘴边，如今太子殿下让他亲身去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民生疾苦’。”
“我倒是好奇，等他亲眼见到女医们救死扶伤，百姓夹道欢迎的场面，回来后这史书上的评语，该怎么下笔。”
角落里，几位须发花白的老翰林则连连摇头，满脸不赞同。
“胡闹，简直是胡闹！储君威严，岂能如此儿戏！将朝廷命官与一群……一群女子混在一处，成何体统！”
“国之储君，行事当以稳重为先。此举虽一时痛快，却开了个坏头。日后若是人人效仿，拿朝廷法度当玩笑，纲纪何存？”
争论的中心，是端坐在主位，沉默不语的当朝太史令，刘秉文。
刘太史今年六十有三，在大雍史馆待了四十余年，从一个抄录的小吏，一直做到执掌国史的太史令。他一生只信两样东西：一是圣贤书上的道理，二是自己笔下的事实。可如今，这两样东西，似乎头一次打起了架。
他面前的桌案上，摊着一卷写了一半的《今上起居注》。墨迹未干的字句旁，是他用朱笔写下的几个小字：“后宫辅政，女子议事，兴办女学，商会借粮……”每一个词，都像一根针，扎在“祖宗之法”的旧袍子上，扎得他这个缝补匠心惊肉跳。
一个时辰前，他刚从坤宁宫请安回来。皇后娘娘，不，如今该称太后了。她只是坐在窗边，安静地翻着一本来自岭南的信，听他汇报史馆的近况。她没有对史书的写法提出任何要求，甚至连问都未曾问起。可她越是如此云淡风轻，刘太史心里的那杆秤，就越是摇摆不定。
他忘不了，十多年前，他还是个不起眼的编修。那年科举舞弊案，满朝文武都以为周砚死定了，是苏浅月，一个待字闺中的相府嫡女，硬是凭着一本半旧的日记和一张药方，撬动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为寒门士子争回了一线生机。
他也忘不了，北方边境之乱，朝堂上战和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又是她，一纸奇袭之策，经由赵玦之手，四两拨千斤，解了国之危局。
这些年，他亲眼看着雍华女学从无到有，看着锦绣阁的女商会富可敌国，看着女医的身影出现在灾区和疫区。他甚至知道，自己那个早年守寡、靠给人浆洗衣物为生的妹妹，如今也在京郊的女学里当了一名识字先生，每月领的月钱，足够养活自己和一双儿女，腰杆挺得笔直。
圣贤书上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干政，国之大殃”。
可他眼见的事实却是，这位太后，用她的“才”，救了无数人的命，安了无数人的心。她“干”的那些“政”，让大雍的国库日益充盈，让大雍的疆域固若金汤。
“刘公，”一位老翰林终于忍不住，走上前，指着那卷起居注，痛心疾首，“史者，秉笔直书，鉴戒后世也。太后虽有安定社稷之功，然其行多有逾矩之处。若不加以警示，恐后世效仿，牝鸡司晨，乱了纲常啊！”
刘太史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拿起笔，蘸了蘸墨，却迟迟没有落下。
就在这时，一个负责整理民间采风的小史官，捧着一叠纸，匆匆走了进来。
“太史令，这是从江南灾区那边，刚刚传回来的民谣抄本。”
刘太史接过，展开最上面的一张。纸是粗糙的草纸，字迹也歪歪扭扭，显然是识字不多的人记录下来的。
那是一首五言民谣，唱的正是这次赈灾之事。
“太子爷，坐京城，一道旨意天下惊。不发银，不征兵，商会借粮快如风。龙骧卫，好儿郎，不抢民财只筑墙。公主娘，赛神仙，一碗药汤退病愆。要问谁人教得好？坤宁宫里活菩萨。”
歌词粗鄙直白，毫无文采可言，却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刘太史的心上。
“活菩萨……”他喃喃自语。
老翰林凑过来看了一眼，不屑地“嗤”了一声：“乡野村夫，愚昧无知，懂什么国家大义，只会人云亦云。此等俚语，岂能录入正史！”
刘太史却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他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去年冬天，他奉旨去整理皇家内库的档案，无意中翻到了一份关于前宁王赵承的陈年卷宗。卷宗的末尾，附着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是先帝赵衍的亲笔朱批，只有寥寥数字，却看得他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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