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文本来想送李祖去天星码头的。他连路线都算好了，从中环到码头，步行一刻钟，坐车更快。但李祖说想自己逛逛，顺路吃个早饭，让陈学文去忙就好。
陈学文想了想，没再坚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港币，数也没数，直接塞进李祖手里。那沓钱不厚，但都是大面额的，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你注意安全，尽量打车。最近香港街面上不太平，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人天天搞七搞八的……”
李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钱，没数，折了一下塞进裤兜里。他抬起头，有些好奇地问：“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什么东西？”按道理讲，华侨和洪门这俩词儿凑一起，那肯定跟老爹有关系啊。他脑子里已经浮现出芬恩叼着烟、翘着二郎腿、跟一群江湖大佬开会的画面了。
结果陈学文一解释，李祖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1938年十月，广州沦陷。华南民间洪门、三合会势力极多，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反日、反汉奸的情绪高涨。日本人不想硬打——硬打代价太大，华南的地形、民情、江湖网络，不是坦克大炮能碾平的。他们决定换一种打法：扶持一个“伪洪门”，用洪门管洪门。
1938年底，他们搞了一个“五洲华侨洪门大同盟西南执行本部”。名字很长，唬人用的。简称“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负责人叫李荫南、郭卫民，这俩是洪门败类，老牌汉奸。内设总务、调查统计、组织、宣传四科，标准的日伪准政府机构。对外冒充海外洪门正统分支，迷惑南洋华侨；对内完全听命日军特务机关和汪伪广东省政府。
他们把广州及周边零散三合会、堂口、赌档、烟档、码头势力收编进本部体系。帮日军镇压抗日帮会、游击队、地下党活动。相当于是日军的“民间保安队、地下宪兵”。
另外，他们也负责帮汪伪敛财、抽税、管黄赌毒。垄断广州鸦片烟馆、赌场、妓院、码头规费、走私。向各堂口、商户收保护费、“洪门税”，大部分上交汪伪和日军。控制粮食、食盐、燃料黑市，哄抬物价，帮日军掠夺华南物资。
最恶心的是，他们打着“五洲华侨洪门”旗号，向南洋新马、印尼、越南华侨发通告、办刊物。宣传“中日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圈”、“重庆国民政府腐败、跟着日本才有饭吃”。破坏司五爷等爱国洪门的抗日募捐、抗日组织，甚至派人暗杀爱国华侨代表。目的就是切断海外华侨对国内抗战的资金和物资支持，把南洋华侨绑在日本战车上。
把传统洪门“反清复明、反外侮、爱国”的口号改成：“拥护大东亚共荣、服从日本天皇、效忠汪主席”。一字一句，都是照着日本人的脚本写的。
当然，洪门也不傻。以司五爷为首的美洲致公堂、南洋洪门、国内爱国洪门公开声明：不承认这个“伪洪门”，视其为洪门叛徒、汉奸。声明措辞很硬，司五爷亲自改了三遍，最后定稿的时候只说了四个字：“见一个，杀一个。”
然后，它就有了一个更好记的简称——“汉奸洪”。
李祖听完，嘬了嘬牙花子。他从口袋里掏出烟，叼上一根，没点，想了想，又塞回去了。算了，自己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学生，不关我事。
李祖一路走一路吃，各种小摊儿都没放过。先是街角一个老婆婆的钵仔糕，白的是白糖，黄的是黄糖，用竹签串着，咬一口，软糯清甜，还有淡淡的米香。再往前走，一个推车卖鸡蛋仔的，铁模子刷了油，面糊倒进去，夹紧，在炭炉上翻两翻，揭开来金灿灿的一板，外脆里嫩。他站在路边吃完了一板，又买了半板揣在兜里。
走到码头附近，闻到一股浓烈的咖喱味，顺着味儿找过去，是一个印度人的小摊，卖咖喱鱼蛋。鱼蛋弹牙，咖喱辛辣，汤汁浓稠，他用竹签戳了一串，边走边吃，吃完又把竹签叼在嘴里咂了咂味儿，才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到天星码头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提了两袋东西——一袋是刚出炉的蛋挞，酥皮金黄，蛋心还在微微晃动；另一袋是叉烧包，面皮白胖，底部垫着油纸，油已经渗出来了，在纸袋上洇出一圈透明的印子。
买票、排队、上船。渡轮的甲板是铁的，踩上去咚咚响。海风从维多利亚港的方向吹来，带着咸腥的水汽和远处飘来的柴油味，把他手里蛋挞的热气吹歪了。他找了一个靠栏杆的位置站着，把两袋东西挂在手腕上，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烟，叼上，点着。烟头的火光亮了一下，在海风里晃了晃，稳住了。
上了渡轮，他感觉有些不对头了。
这渡轮上的乘客……怎么那么多江湖人？各个都腰间或者怀里鼓鼓囊囊，很明显都带着家伙。有的人穿着长衫，衣摆被海风吹起来的时候，能看到腰里别着一把短刀，刀柄的缠布已经发黑了，被手汗浸透了好几层。有的人穿着短打，袖口挽到肘弯，露出小臂上的刺青——青龙、白虎、关公、哪吒，墨蓝色的线条在皮肤上蜿蜒，像是从衣服里面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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