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九和陈满坐在另一桌，面前各有一碟花生米，没怎么动。花生米的红衣已经剥了一小堆，堆在碟子旁边，像一座小小的坟。邓九低着头，拇指在碗沿上慢慢摩挲，碗沿有一个缺口，他的拇指每一次经过那里都会顿一下，像是被什么硌住了。陈满翘着二郎腿，眼睛半眯着，像是在打盹，但李祖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的眼皮抬了一下，眼珠从眼角转过来，又转回去，快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还有几个面生的，估计是各堂口的草鞋、红棍，站在角落里，不说话，也不坐，就那么站着，手垂在身侧。有人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有人袖口露出一截刺青，是青龙的尾巴，鳞片已经模糊了，墨色发青。他们的目光不时扫向门口，像几只蹲在墙头的猫，不动声色，但什么都看在眼里。
楼梯口站着两个人，腰背挺得笔直。一个穿灰布短褂，袖口挽到肘弯，露出小臂上一道长长的刀疤，新肉是粉色的，还泛着亮光。另一个穿黑色对襟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没拿东西，但右手始终垂在腰侧，离刀柄只有一拳的距离。
看见李祖进来，那个穿灰布短褂的微微侧头，朝楼上方向点了一下，下巴抬了不到两寸，又收了回去。
雷洛跟在李祖身后，脚步放轻了，连呼吸都收着。他的鞋底踩在木楼梯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吱呀”，他赶紧把脚尖抬起来，踩到楼梯边缘没有松动的地方。他来过这里，但从没上过二楼。他叔公雷六教过他——有些地方，不是你能上去的，就别抬头看。此刻他低着头，盯着李祖的鞋后跟，一步一跟，像踩在钢丝上。
楼梯不长，但雷洛觉得走了很久。墙上刷着白灰，已经发黄了，有几处蹭掉了漆，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拐角处贴着一张褪色的告示，纸边卷起来，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
二楼走廊铺着深色的木地板，踩上去不出声。两边的房间门都关着，门上没有标牌，只有门框上方钉着铜质的小牌，刻着编号，在壁灯的光里泛着暗沉的光。
最里面那间的门半掩着，门缝里漏出橘黄色的灯光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茶香。门口站着一个人，看见他们上来，侧身让开，把门推开到刚好够一个人侧身通过的宽度。
包厢不大，一张圆桌，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一张条案，条案上摆着一把紫砂壶和几只倒扣的茶杯。窗子开着一条缝，夜风从外面挤进来，把窗帘吹得微微晃动，窗外的街声——黄包车的铃铛、小贩的吆喝、远处码头的汽笛——隔着墙传进来，闷闷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包厢里，姜佬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对核桃，核桃在掌心里磨得发亮，发出细碎的、干燥的声响。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包厢里，像有人在一下一下地折干枯的树枝。他瞥了福伯一眼，语气不咸不淡：
“喂，上环福啊。这个什么李祖……是不是真的那么威啊？你有没有盘过他的底？”
福伯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杯沿有一处细小的缺口，他的下唇刚好避开那里。茶是烫的，他喝得很慢，像是在用这个动作压着什么。
“洪门总盟证。怎么盘？”
姜佬手里的核桃顿了一下。核桃壳磕在一起，发出一声短促的脆响。他又继续转，转得快了几分，掌心里那对核桃撞得更密了，像有人在急促地敲一面极小的鼓。
王老吉坐在对面，手里盘着一串佛珠，珠子是紫檀的，被他盘得油亮，在灯下泛着暗沉的光。拇指一颗一颗地拨过去，拨到第十八颗的时候停一停，再从头开始。他冷笑一声，声音不大，但包厢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呵……盘他的底？黑骨仁都不够资格。”
姜佬手里的核桃停了。他把核桃搁在桌上，两只手交叉搁在膝盖上，指节微微泛白。他转过头，看着王老吉，眼神里带着一层薄怒，但没发作。他跟王老吉不对付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在九龙，一个在港岛，地界挨着，生意也挨着，磕碰是常事。可此刻他发作不出来，因为王老吉说的那句话里，有一个他不得不掂量的名字。
黑骨仁。
那是和字头开山老祖，全港江湖见了都要低头的名字。王老吉说“不够资格”，不是在贬他姜佬，是在说一个他无法反驳的事实。
福伯按了按他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但姜佬的肩膀沉了一下。福伯的手掌宽厚，压在肩头，像一块还没凉透的砖，不烫，但实。
“王老吉，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王老吉没急着回答。他把佛珠绕在手指上，一圈一圈地绕，绕到第三圈的时候，停了。紫檀珠子卡在指节之间，勒出一道白印，他没松。
“呐，别怪我不跟你们说。”他的声音压低了，低到像是在跟面前的茶杯说话，包厢里的空气像是被人抽走了一层。
“你们记不记得去年逃到香港，被我藏进城寨的那几个后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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