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浑身剧震，猛地转过头看我，眼神复杂得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有震惊，有愤怒，还有一丝……近乎绝望的怜悯。
我却笑了，转身回到窗边，不再看他。
因为我已经把我们两个人，都绑在了这艘即将撞向冰山的船上。
中午时分，阳光最烈的时候，阿九来了。
他还是穿着那件黑色风衣，但这一次，他没有戴那双标志性的白手套。
他的手很干净，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齐，掌心却有一道极细的旧疤，像被什么利器划过，看起来不像一个会做粗活的人。
他没有进屋，只是站在院子里，隔着几步远的距离，静静地盯着堂屋中央的运输箱。
他的目光很专注，瞳孔微微收缩，仿佛那不是一个普通的箱子，而是什么神圣的祭品，承载着他无法言说的过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院子里的光影缓慢移动，蝉鸣声在热浪中忽远忽近，他就像一尊沉默的雕像，连衣角都未曾飘动。
我躲在窗帘的缝隙后，连呼吸都放轻了，指尖抵着冰凉的玻璃，心跳与窗外的蝉鸣共振。
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有了动作。
他蹲下身，动作流畅地从风衣内侧口袋里，取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枚用纸折成的蝴蝶，已经被烧得焦黑卷曲，边缘焦脆如枯叶，只能勉强辨认出轮廓，却仍能看出折痕的工整。
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那枚脆弱的、仿佛一碰即碎的纸蝴蝶，轻轻放在了运输箱的顶盖上。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箱子，眼神里有一瞬的柔软，随即又恢复冷硬。
然后转身离开。
我注意到，他离开的脚步，比来时慢了0.7秒，像是在刻意拖延某种告别。
当他转身时，正午的阳光恰好打在他的左肩上，透过薄薄的衬衫布料，一个纹身的轮廓若隐若现——扭曲的线条组成一个残缺的符号，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泽，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明白了。
阿九不是来取走箱子的。
他是来“还愿”的。
这个箱子，这句“我知道第七排是谁”，对他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夜色像浓墨一样，将整个村庄浸染，连远处的山影都化作一片混沌的黑。
我反锁了屋门，拉上窗帘，屋子里只留了一盏昏黄的台灯，灯罩上积着薄灰，光线昏黄而摇曳，像一只疲惫的眼睛。
我独自站在堂屋中央，心脏在胸腔里沉重而缓慢地跳动着，每一次搏动都牵动着四肢的神经。
终于，我俯下身，颤抖着手，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锁扣，咔哒一声，打开了运输箱的锁。
箱盖掀开，母亲那条熟悉的旧围巾安静地躺在里面，羊毛纤维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樟脑味。
但围巾下面，却多了一样东西。
不是我的学生证复印件，也不是我写的那张纸条。
那两样东西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折叠整齐的、陌生的信纸，纸面微黄，边缘有些毛糙，像是从某个旧本子上撕下来的。
我屏住呼吸，将它展开。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一种极其工整、却又带着一种诡异僵硬感的笔迹写成的，墨迹深浅不一，仿佛写字的人，每写一笔，都在对抗着巨大的阻力，手腕颤抖。
“她说，别让他背一辈子。”
一瞬间，刺骨的寒意从我的尾椎升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连指尖都麻木了。
我的血液仿佛都被冻住了。
这不是老K的人留下的警告。
这是刘翠花写的！
是她在被“净化”之前，留下的最后遗言！
那个“她”指的，毫无疑问是五年前的那个女孩。
那个“他”，就是顾昭亭。
就在这时，一股极其细微、却无比清晰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是碘伏的味道，混着一点铁锈般的腥气，像是从纸纤维深处渗出来的。
我猛地想起一周前，我去村卫生所拿感冒药时，无意中看到的一幕。
阿九正在药品登记簿上签字，他身边放着一个刚开封的纸箱，上面印着一行小字：强效型记忆清洗剂（临床试验阶段）。
当时我只觉得奇怪，现在想来，那批药品的登记人，就是阿九！
我立刻拿出手机，对着这张字条拍下照片，指尖因紧张而微微发抖。
金手指的能力在这一刻被催发到了极致，照片上传的瞬间，数据流在我脑中疯狂刷新，自动标记出了三个高亮的关键词：【清洗剂批次：MH-1704】，【推算注射时间：三年前十月七日夜】，【关联档案：刘翠花最后一次精神科就诊记录】。
原来，那不是就诊，那是行刑。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带着死亡气息的纸条，指尖能感受到纸面的粗糙与微凉，轻声对自己说：“我不是她。但我来了。”
窗外，院子里，那个我以为早已离开的身影，不知何时又回来了。
顾昭亭就站在那棵光秃秃的槐树下，一动不动，像一座望妻石，沉默地望着我这扇被窗帘遮蔽得严严实实的窗。
夜风吹动他的衣角，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像一个在忏悔的罪人，又像一个忠实的守墓人。
他不知道我看见了他。
他只是站在那里，久久，久久，未曾挪动一步。
我缓缓拉上窗帘的最后一道缝隙，将他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张字条上的碘伏味，刘翠花无声的求救，阿九肩上暗红的伤疤，顾昭亭沉重的守护……无数的线索和谜团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牢牢困在中央。
这栋老屋，不再是我的避风港。
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会呼吸的囚笼。
而我，是唯一的囚徒，也是唯一的猎手。
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醒来，而我，必须在它完全苏醒之前，找到那扇唯一的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