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混子，倒也没真干过欺负老实人的事，就是个典型的顽主，日子过得今朝有酒今朝醉。
李四就不一样了。
他跟康六走在一块儿，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也舍不得扔。
问起才知道，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可偏偏这么个穷小子，却是康六的老铁，两人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有次康六敲“佛爷”时被反围了，是李四攥着块砖头冲进去，硬生生帮他解了围，自己胳膊上还挨了道口子。
从那以后我就懂了，李四这人，穷归穷，义气比什么都金贵，这样的人，到哪儿都少见。
自溜冰场认识后，这两人总爱往我家跑。
我大多时候会婉拒——毕竟跟他们走得太近，总怕惹上麻烦。
但他们要是真来了，我也不会让他们空着手。
桌上的瓜子花生是断不了的，提前炒好装在粗瓷碗里，抓一把就能嗑半天。
糖就不行了，那会儿糖是紧俏货，得凭票买，我不能随便给他们吃，只能偶尔从兜里摸出一两块水果糖，分给他们解馋。
即便这样，他们也挺满意，康六边嗑瓜子边吹他逮“佛爷”的事，李四就坐在旁边听，偶尔插句话，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年月搞钱不容易。
就算是康六，也不是天天都能逮着“佛爷”发财，有时候接连几天没动静，他兜里比脸还干净，照样得跟李四一起，蹲在巷口啃凉馒头。
但不管有钱没钱，他们来找我时，从来没空过手，要么带个刚摘的苹果，要么揣把新鲜的毛豆，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却透着实在。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巷口的老槐树绿了又黄，我跟康六、李四的交情，也像碗里的瓜子仁，慢慢攒了起来。
我知道，康六这顽主总有一天会收起玩心，李四这讲义气的小子，也总会有自己的奔头。
而我能做的，就是在他们来的时候，多炒点瓜子，多留盏灯，等着他们坐下来，再唠唠那些家长里短的日子。
秋风吹透丰庆园的木窗时，后厨的煤火也没了往日的旺劲。
这两年时光像指间的流水，抓不住也留不下，店里的生意一日淡过一日，饭点时大堂里常只坐着两三桌散客，驻店的几位大师父渐渐不常待在店里了——有的早托人找了街道工厂的活，有的在家琢磨着开个小面馆，连最沉得住气的张师父，都开始在收工后去菜市场帮人斩骨头补贴家用，人人心里都揣着条“退路”。
我擦着师父田国富常用的那口铁锅，耳听得前堂的伙计又在打盹，正想着今晚要不要跟师父提提，能不能教我他时常说的最后一手，万一哪天店撑不下去，也好有口饭吃，就见公方经理慌慌张张冲进来，围裙上还沾着刚擦桌子的布条，嗓门都变了调：“坏了坏了！后厨有人没？店里来了大人物——是轧钢厂的杨厂长，还有娄董！要办宴请，点名要上大菜！”
后厨里几个学徒面面相觑，我心里也是一紧——这种级别的宴请，历来都是师父田国富掌勺，他的川菜鲁菜功底扎实，宴席菜做得又稳又出彩。
可现在师父根本不在，这也怪不得他，近来店里没客人，谁能整天闷在后厨守着冷灶台？
往常到了饭点，师父总爱揣着个搪瓷缸子出门转转，要么去巷口跟老棋友下两盘，要么去副食店看看有没有新鲜的海货，说是“待着也是待着，透透气”。
公方经理急得直跺脚，手在大腿上搓来搓去：“这可怎么好？总不能跟人家说大师父不在吧？传出去丰庆园的招牌还要不要了！”
我攥了攥手里的锅铲，觉得自己上也许也能行——师父说川菜方面我已经差不多快要出师了。
原本我不该出这个头，但是吧，现在不是急么，我咬咬牙，往前站了一步：“经理，要不我上吧？师父教过我几道拿得出手的川菜，调味和火候我都记熟了。”
公方经理愣了愣，上下打量我好几眼，像是第一次认真看我这个学徒。
他叹了口气，额头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你可得上心，这桌菜要是砸了，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我赶紧点头，转身就往备菜台跑。
先从冷藏柜里翻出新鲜的里脊肉，切成细丝腌上，又泡发木耳、切好胡萝卜丝——鱼香肉丝的配料得齐整，酸甜咸鲜的酱汁要提前调好，多一分糖少一分醋都不行。
接着处理五花肉，片成薄片煮到八成熟，再用豆瓣酱炒出红油，铺在焯好的青菜上，淋上滚烫的花椒油，水煮肉片的香气瞬间飘满后厨。
最后又快手炒了盘宫保鸡丁，花生炸得脆生，鸡丁嫩而不柴，每道菜都按师父教的规矩来，不敢有半分马虎。
菜炒好时，传菜的伙计早候在旁边，用白瓷盘端着，小心翼翼地往楼上的雅间送。
我站在灶台边，手心里还攥着汗，听着前堂隐约传来的笑声，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那些大人物会不会满意，也不知道师父回来后，会不会怪我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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