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月十五日，更爆炸性的消息传来：
“老领导”的配偶——一位曾以“贤内助”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前文艺工作者，因涉嫌共同受贿、转移巨额资产，被采取强制措施。
紧接着，其长子、长女、次子等三名直系亲属，也在一周内相继“进去”。
一家五口，从年逾耄耋的“老领导”到刚过不惑的幼子，齐齐整整地住进了政阁纪委设在城郊某基地的办案点。
专案组的同志私下感慨：“这办案点都快成他们家的‘家庭套房’了，真是一家团圆。”
随着核心家族成员的落网，依附于这棵“大树”的庞大根系被连根拔起。其秘书班子、警卫人员、司机、保姆等身边工作人员，无一例外接受审查；
其子女掌控的数十家“皮包公司”、“影子企业”被查封；其在金融、能源、地产等领域的“代理人”纷纷落网。
一位参与办案的纪委干部在日记中写道：
“这不仅仅是打掉一个腐败分子，这是在解剖一个盘踞在权力顶端的、完整的腐败生态系统。
其组织之严密、手段之隐蔽、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令人脊背发凉。”
燕云西山脚下那片往日静谧的区域，如今气氛凝重。每晚都有黑色轿车悄然驶入驶出，带走一个又一个曾在各种场合谈笑风生的面孔。
一些老干部活动中心突然冷清了许多，茶话会上空缺的位置越来越多。
机关大院里的窃窃私语，街头巷尾的隐秘议论，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天，真的变了。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中，有一个人的命运格外令人唏嘘——钱立均。
时间回溯到六月三日，也就是“老领导”被正式宣布“两规”的第二天清晨，一队来自政阁纪委和最高检的联合办案人员，敲开了汉东省驻燕云办事处“凌云阁”套房的门。
当时钱立均正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
他穿戴整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当办案人员出示证件和手续时，他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甚至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惨淡的笑容。
“终于来了。”他低声说，缓缓站起身，主动伸出双手。
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手腕的瞬间，钱立均的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但他没有挣扎，没有辩解，只是深深看了一眼窗外汉东省城的方向，然后顺从地被带离了这间他曾用来宴请、密谋、也在此经历奇耻大辱的套房。
从他在海军舰艇上按下手印、同意实名举报的那一刻起，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钱立均都不可能逃脱这场劫难。
对“老领导”阵营的残余势力而言，钱立均是背叛者、是揭盖子的“内鬼”，是导致整个集团土崩瓦解的“罪魁祸首”。
他们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即使“老领导”已经倒台，但其数十年经营留下的关系网络盘根错节，在政法系统、舆论场、乃至海外，仍潜藏着不可小觑的能量。
报复，只是时间问题。
而对整个官场的“潜规则”而言，钱立均同样犯了“大忌”。
举报，尤其是下级举报上级、门生举报恩主，在这个极其讲究“规矩”和“忠诚”的体系里，是最不能被容忍的行为之一。
即使举报内容属实，即使被举报者罪大恶极，举报者本身也会被打上“背叛”、“不可靠”、“政治投机”的标签。没有人敢再用这样的人，也没有人敢信任这样的人。
更何况，钱立均自己本就罪孽深重。故意杀人、包庇犯罪、滥用职权、巨额贪污……哪一项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他之所以选择举报，并非良心发现，而是在祁同伟给出的“保家人性命”与“老板必然清理门户”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所以，当钱立均被押解至燕云西郊那个戒备森严的办案基地，走进编号为“709”的审讯室时，他异常平静。
面对审讯人员，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从早年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牟利，到在汉东担任要职期间大肆收受贿赂；
从指使王建明掩盖儿子奸杀案，到亲自策划、实施对柳依然的杀害与分尸；从组建庞大利益网络侵吞国有资产，到为“老领导”家族充当“白手套”和“敛财工具”……
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交代得清清楚楚。
审讯持续了整整二十天。钱立均的配合程度让办案人员都感到惊讶。
他仿佛要把积压了数十年的罪恶一次性倾倒干净，说到激动处，甚至会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痛斥自己“不是人”、“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对不起汉东人民”。
然而，当审讯触及到那笔高达二十亿的巨额涉案资产去向时，钱立均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坚决的转变。
“钱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他重复着这句话，眼神空洞而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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