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二月初的这场早朝,注定要成为大唐立国以来,最为激烈、最具转折意义的一次朝会之一。太极殿内,香炉依旧,百官肃立,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息,几乎凝成了实质。
当内侍宣读完由中书省草拟、关于在关内道、河东道试行“摊丁入亩”与“士绅一体纳粮”新税制的诏书草案后,整个大殿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烧红的铁球,瞬间沸腾炸裂!
“陛下!不可!万万不可啊!”
几乎是诏书宣读声刚落,一名出身荥阳郑氏的御史便踉跄出列,声音凄厉,如同杜鹃啼血,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以头抢地:
“陛下!《礼记》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士绅乃国家栋梁,读书种子,维系地方教化之根基!历朝历代,皆有优免之制,此乃尊贤重道、褒奖斯文之体现!今若令士绅与贩夫走卒、黔首佃农一体纳粮,岂非尊卑不分,贵贱同列?此乃败坏礼法,动摇国本之暴政啊!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他这一开头,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无数世家出身的官员,无论品阶高低,如同约好了一般,纷纷出列,跪倒一片,哭谏、死谏之声不绝于耳!
“陛下!士绅免税,乃祖宗之法,沿袭数百年,岂可轻废?若行此策,必使天下士子寒心,读书人再无体面,长此以往,谁还愿寒窗苦读,报效朝廷?此乃自毁长城之举!”
“摊丁入亩,看似公平,实则祸患无穷!将丁银摊入田亩,看似减轻贫户负担,然田有肥瘠,亩有大小,如何能绝对公平?且富家田多,所增赋税何其沉重?此非均平,实乃劫富济贫,与民争利!必致民怨沸腾,地方不宁!”
“陛下!关内、河东乃京畿重地,世家林立,若强行推行此苛政,恐生剧变!前隋炀帝之鉴不远,还望陛下三思!”
“此议出自何人之口?必是奸佞小人,蛊惑圣听,欲乱我大唐江山!臣请诛此獠,以安天下!”
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老臣更是捶胸顿足,老泪纵横,仿佛大唐的天下一刻就要塌下来一般。他们紧紧抓住“礼法”、“祖制”、“士子寒心”、“地方不宁”这几条,试图从道德、传统和稳定性的角度,将这项新政彻底扼杀。矛头虽然未直接点名,但那“奸佞小人”的指责,无疑都指向了新政的提出者:林昊。
面对这如同海啸般的反对声浪,改革派的核心成员们,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等人,虽然面色凝重,却并未立即出声反驳。他们知道,这是预料之中的反应,需要让这些反对的声音先充分爆发出来。
程咬金等武将则是个个怒目圆睁,看着那些哭天抢地的文官,恨不得上去踹两脚,但被李积用眼神死死按住。
端坐于龙椅之上的李世民,面色平静,眼神深邃如古井,无人能窥知其内心波澜。他任由这些官员哭诉、争辩,直至声浪稍歇,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
“诸卿之意,朕已听闻。然,朕有一问:国之赋税,从何而来?”
他目光扫过跪伏在地的众人,不等他们回答,便自问自答:“源自土地,源自百姓!士绅之田,莫非王土?士绅所食,莫非民脂民膏?何以士绅便可置身于赋税之外,独享特权,而将重担尽数压于无地少地之贫民身上?此等‘公平’,何在?此等‘礼法’,合乎圣人之仁乎?”
李世民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帝王的威严与质问:“尔等口口声声祖制成法,然可知前隋何以亡?非亡于征高句丽,乃亡于赋役不均,民不聊生,国库空虚!朕汲取前朝教训,革除积弊,均平负担,使富者多担其责,贫者得以喘息,此乃强国富民之正道,何来‘暴政’之说?至于士子寒心……”
他冷哼一声:“若士子读书,只为钻营免税之特权,而非为明理治国、济世安民,此等士子,寒了又何妨?我大唐要的,是心系天下、与国同休的栋梁,而非只知盘算一己私利的蛀虫!”
这番话,如同惊雷,炸响在每一个反对派官员的耳边!皇帝这是直接将“自私”、“蛀虫”的帽子扣了下来!许多人都被噎得面色通红,却又无法直接反驳皇帝对前隋教训的总结和对士子责任的重新定义。
然而,利益攸关,岂能因皇帝一番话就轻易放弃?
卢承宗知道不能再躲在后面,他深吸一口气,出列躬身,语气看似恭敬,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陛下圣虑深远,臣等岂能不知?然,变法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士绅乃地方稳定之基石,若其利益受损过巨,恐非国家之福。即便陛下认为此法可行,是否……是否可缓行?或只在偏远小范围试行,待成效显着,再推广不迟?关内、河东,实在牵扯太广,万一激起变故,恐伤及陛下圣德啊!”
这是以退为进,试图拖延和缩小范围。
崔琰也立刻附和:“卢公所言极是!陛下,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改革亦需循序渐进,方为稳妥。如今朝廷多项新政并举,已显成效,是否可待其他新政稳固之后,再行此雷霆之举?让天下士绅,有个适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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