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阳徐那份也是，他没空谈仁恕。”
他抬起头，看向两位同僚：“把这几个上榜学子的卷子誊抄几份，让书院里的学生们都看一看。”
他的声音比方才沉了些，“要让他们知道，往后想在岭南谋个一官半职，光会背圣贤书，已经不够了。”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张先生，明日课上讲一讲吧。就讲黄彦这份卷子。”
张先生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最终却没有拒绝。
他只是低下头，又把黄彦那份卷子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
孟鹤年也没有再说话。
他靠在椅背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那叠纸的边缘。
他在承新书院教了三十年书。
三十年里，他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进来，背着《论语》《孟子》，学着做诗赋、写经义，然后走出这道门，或中举为官，或落第归乡。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要教的、该教的，就是这些东西。
可如今，那些他烂熟于心的章句，那些他反复叮嘱学生要揣摩的圣贤微言，在新考的尺子面前，忽然就变得轻飘飘的。
一股难以言说的不甘从他心底涌上来，像堵在胸口的棉絮，吐不出也咽不下。
难道他三十年心血浇灌出来的学问，在新朝的考场上，竟毫无份量？
可若他还守着旧日的教法，用不了三五年，承新书院的门前就会冷清下去。
可变又谈何容易？
他不是不知道实务的重要，可他教了一辈子经义，自己也没在县衙里磨过一天案头。
这些书本里读不来的东西，是他这个山长也给不了的。
若真要改，改什么？怎么改？请谁来教？他自己能不能先学会这套新学问？
他攥紧了案上那叠纸的边缘。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撕扯：
一个叫嚣着，信了半辈子的东西，怎能否认？
另一个让他识时务，不为他自己，也得为那些信他、靠他指路的学子。
他望着窗外晨读的身影，那些朗朗书声依旧清亮，可落在耳中，竟有了几分恍如隔世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