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个小分封。卫国建立之初，疆域横跨豫、冀、兖三州，南到济水，北过衡漳，西靠太行山，东达兖州的桑田遍野，方圆足足有四五百里。在当时的诸侯国里，卫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妥妥的大国，更是西周王朝镇守东方的重要屏障。康叔知道，这个任命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他肩上扛的，不仅是一个诸侯国的兴衰，更是西周东方的安稳。
可康叔当时年纪还轻，周公旦怕他难以担当起治理殷商遗民的重任。在康叔赴任之前，周公旦特地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还亲自撰写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把这些当作康叔治理卫国的“治国宝典”。
那天，周公旦拉着康叔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九弟啊，朝歌之地民风复杂，殷商遗民心中仍有芥蒂，治理起来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你到了那里，一定要‘明德宽刑’，多施恩惠，少用刑罚，真心实意地爱护百姓，这样才能收服人心。”
周公旦又说：“你刚到那里，先别急着推行政令。一定要去拜访当地的贤人、君子和年长的长者，好好向他们请教，问问他们殷商为什么会灭亡，周朝为什么能兴起。把这些道理弄明白，再处理政务，就不会出错了。”
他还特意强调：“商纣王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沉迷酒色，听信妇人的谗言，荒废了朝政。你到了卫国，一定要戒酒忌色，以身作则，给百姓树立一个好榜样。”
康叔把周公旦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就像把沉甸甸的嘱托揣进了怀里。带着这些教诲，康叔踏上了前往朝歌的路。
刚到卫国的时候，朝歌的街头还带着战乱后的萧条，百姓们脸上满是疲惫和警惕。康叔没有先住进宫殿，而是换上了粗布衣裳，带着几个随从，走遍了卫国的城乡村落。他走进殷商遗民的家里，和他们一起坐在土炕上拉家常，问他们收成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困难。看到有些百姓没有耕地，他就下令释放奴隶，把王室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看到手工业作坊停工，他就减免赋税，鼓励工匠们重新开工；看到畜牧产业萧条，他就请来有经验的牧民，指导百姓养殖牛羊。
对于殷商遗民七族，康叔更是一视同仁，没有丝毫歧视和虐待。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留他们的手工艺技术，还选拔了一些有才能的遗民担任官职。有一次，一位殷商遗民的老人向康叔进言，说殷商时期盛行同姓通婚和活人殉葬的恶习，希望康叔能加以禁止。康叔听后，立刻召集大臣商议，很快就颁布政令，废除了这些违背人道的恶习。
康叔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深夜还在灯下批阅公文。他虚心听取贤人的劝告，只要是合理的建议，不管是谁提出的，都会认真采纳。有官员建议他加重赋税以充实国库，康叔摇了摇头：“百姓刚经历战乱，生活困苦，此时加重赋税，无异于雪上加霜。治国要先养民，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就强盛了。”
就这样，康叔兢兢业业地治理着卫国。在他的带领下，卫国的百姓渐渐从战乱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荒芜的田地重新种上了庄稼，沉寂的作坊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街头巷尾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殷商遗民们看着这位勤政爱民的卫国国君，心里的芥蒂慢慢消散，开始真心实意地拥护康叔的统治。没过几年，卫国就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成为当时西周最繁荣的诸侯国之一。
公元前1038年，周公旦摄政已经七年。此时的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独立处理政务了。周公旦便主动把政权交还给周成王，自己则回到群臣之中，恭敬地辅佐成王。周成王亲政后，想起了康叔在卫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觉得这样的人才留在卫国实在可惜，便下旨召康叔回镐京，任命他为西周的司寇。
司寇可是个重要的官职，掌管着全国的刑狱、诉讼和监察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康叔到任后，始终保持着在卫国时的作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不管是王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犯了法，他都一视同仁，绝不徇私舞弊。有一次，一位王室宗亲触犯了法律，大臣们都劝康叔看在王室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可康叔却严肃地说：“法律是国家的根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因为他是王室宗亲就网开一面，那法律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国家又怎么能安定？”最终，那位王室宗亲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康叔担任司寇期间，严肃法纪，惩恶扬善，有效地维护了西周王朝的稳定。周成王为了表彰康叔的功绩，赏赐给他许多珍贵的宝器和祭器。而卫国的国政，康叔则交给了儿子卫康伯处理，自己只是定期回到卫国督察政务，确保卫国的治理不会偏离正轨。
后来，康叔在镐京病逝。他去世后，卫康伯正式继任卫国国君之位，继续遵循康叔的治国理念，把卫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康叔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治国之道，却让卫国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都保持着较强的实力，成为存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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