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的秋风，刮得五丈原的草叶簌簌作响，蜀军营帐的烛火被风卷得明明灭灭，映着诸葛亮枯瘦的脸。他手指抚过案头的北伐地图，指尖还沾着未干的墨汁，终究是无力地垂了下去，一口浊血呕在素色的案牍上，晕开一片刺目的红。这一年，他五十四岁，带着兴复汉室的毕生遗憾，客死军中。
千里之外的魏营，司马懿听闻这个消息时，正坐在案前品着清茶，闻言只是缓缓抬眼，望着西南方向的天空，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天助我大魏。”
世人皆说，诸葛亮智近于妖，司马懿老谋深算，二人是三国棋逢对手的双雄。论智谋，论才略，连司马懿自己都承认，诸葛亮稍胜一筹；论忠心，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美名，流传了千百年。可偏偏是这个样样都占优的诸葛亮，落了个客死他乡的下场，而司马懿却熬死了对手，熬垮了曹魏宗室，最终笑到了最后。
有人说，是蜀国国力孱弱，撑不起北伐的宏图；有人说，是后主刘禅昏庸，拖了诸葛亮的后腿。可很少有人看透，这场跨越数年的较量，拼的从来不止是智谋和国力，更是熬下去的本事，是那被诸葛亮嗤之以鼻的“摸鱼”之道。这道理，放在千百年后的职场，依旧戳中了无数拼命卷的打工人的痛点。
诸葛亮这辈子，活成了所有老板心中最完美的打工人，却也活成了最让人心疼的打工人。
想当初，他本是卧龙岗上的隐士，躬耕于南阳，闲时与友人吟诗作对，论天下大势，自比管仲、乐毅，活得潇洒自在。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撞开了他隐居的门，隆中一对，定天下三分，他出山时，本是做刘备的“战略顾问”，只管出谋划策，定宏观方向，陪刘备、关羽、张飞这三巨头对齐战略就够了。
那时候的诸葛亮，不用管琐碎的杂事，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出一招，就能扭转战局。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借东风，舌战群儒，每一次出手，都惊艳四方，这才是他该有的样子，是发挥自己顶级才智的正确打开方式。
可白帝城托孤，彻底改变了一切。刘备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一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把整个蜀国的江山，把兴复汉室的重担，全压在了他的肩上。这份托孤之重，成了诸葛亮一辈子的枷锁，也让他彻底走上了“死卷”的道路。
从那以后，诸葛亮成了蜀国的顶梁柱，大到北伐的军事部署，小到地方的一桩刑罚，他全都事必躬亲，亲力亲为。《三国志》里写他“躬履寒暑，不遑宁处”，短短八个字，道尽了他的辛苦。
他的丞相府里，案头永远堆着小山似的奏折，从朝堂的官员任免，到边关的粮草调配，再到益州各地的水利修缮，甚至是一桩二十杖以上的刑罚，他都要亲自批阅，亲自定夺。天不亮，他就起身处理政务，深夜了，帐内的烛火还亮着，常常忙到忘记吃饭，就算吃，也只是草草几口，一天不过三四升米饭。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三四升米，对于一个常年操劳、南征北战的壮年人来说，不过是塞牙缝的量。
身边的臣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杨仪曾劝他：“丞相乃一国之相，当掌大局，这些琐碎的刑狱、钱粮之事，交予下属便可，何必亲力亲为，熬坏了身体？”
诸葛亮只是望着窗外的星空，轻轻叹口气，眼底满是无奈：“你不懂，先帝托孤之重，我不敢有半分懈怠。后主年幼，蜀国根基尚浅，若是我放了手，怕是这些事办得不尽心，辜负了先帝的期望。”
他的这份“尽心”，却慢慢养出了蜀国官员的依赖心。文臣武将们渐渐习惯了凡事都往丞相府送，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诸葛亮点头，那就没问题；若是诸葛亮没发话，就算是一件小事，也没人敢拍板。久而久之，蜀国的朝堂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状态：离了诸葛亮，啥事都办不成。
有人说，诸葛亮是太能干，才显得下属平庸。可事实是，他的事必躬亲，掐灭了下属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就像现在的职场，一个事事都亲力亲为的领导，手下永远养不出能干的员工，最后只会把自己逼成孤家寡人，把身体熬垮。
诸葛亮想过歇一歇吗？或许想过。可他一旦停下，整个蜀国的机器就仿佛停摆了，上上下下都等着他拿主意，他就算想“摸鱼”，也根本没机会。
北伐的路上，他拖着病体，顶着寒风，亲自到前线督战。姜维见他咳得直不起腰，还在熬夜看兵书，哭着劝他休息几日，他却摆摆手，继续伏案书写军令。他的身体，就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弦，看似坚韧，实则早已不堪一击。
而他的这份辛苦，在对手司马懿眼里，却是走向死亡的信号。
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下战书，司马懿没有跟使者谈军事，反而拉着使者的手，笑眯眯地问：“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
使者本是想夸耀自家丞相的勤勉，让司马懿知道蜀国丞相的敬业，便如实回答：“我家丞相夙兴夜寐，一天只吃三四升米，军中二十杖以上的刑罚，都要亲自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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