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众人的焦躁，也打开了新的思路。
“首先，工分评定太粗，我们就把它细化。”林苏掰着手指，条理清晰地说道，“比如清石头，按大小、重量分三档，大石记2分，中石记1分，小石记0.5分；清理土地按亩算，一亩记5分，多劳多得，清清楚楚。成立一个工分评定小组，我、周明、两位老人，再加两位干活最实在的汉子，每天去地里巡查，当场核定分值，避免事后扯皮。”
“其次，治懒不能靠骂，得立规矩。”她顿了顿，看向众人，“我们引入‘基础工分’和‘浮动工分’。每人每天出工，完成最基本的工作量，拿基础工分；超出的部分，或者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浮动工分。要是有人偷懒，完不成基础工作量，不仅扣工分，连保底的粥也得扣减——凭什么让大家的血汗，养着不想出力的人？”
“最后，光罚不行，还得奖。”林苏的目光亮了亮，“设立‘超额奖’，谁清理的土地超过预定目标，谁主动承担最难的活计，就额外奖励工分。每三天评一次‘勤快标兵’，奖励一把野菜、半块粗粮，让勤快人不仅得实惠，还能得荣誉！”
她的提议，像一道光，照亮了众人眼前的迷雾。
窝棚里的争论声再次响起，却不再是之前的怨气冲天，而是充满了务实的探讨。有人说评定小组要选公道人，有人说扣粥得有分寸，有人说奖励要公开透明……油灯的火苗越燃越旺，映照着一张张专注的脸。经过大半夜的激烈讨论，议事会最终敲定了几项修订决议：
1. 细化分级标准：成立工分评定小组，按劳动强度、数量核定分值，每日公示，接受监督；
2. 实行双轨工分：基础工分保障基本权益，浮动工分奖励超额付出，完不成基础工作量者扣减工分与口粮；
3. 建立评议监督机制：以原“三人小组”为单位，每日收工后互相评议，设立匿名意见箱，鼓励举报不公与偷懒行为；
4. 明确奖惩条款：对勤劳肯干、有突出贡献者给予工分或实物奖励；连续怠工者，经核实后取消部分福利；
5. 扩容议事会：增加两名社员推选的列席代表，每三天召开一次会议，及时调整规则。
新规则公布的那天，安置点再次炸开了锅。有人觉得麻烦，有人担心得罪人，但更多的人看到了“奖勤罚懒、力求公平”的用心。施行初期，摩擦依旧不断——评定小组每天被人围着争论分值，评议时有人面红耳赤地辩解，个别懒汉还试图拉拢同组人“互保”。但透明的规则、畅通的申诉渠道，以及大多数人对“公平”的渴望，终究压住了杂音。
变化是悄无声息发生的。
当第一个超额完成任务的汉子，红着脸从林苏手里接过一小袋豆子时，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了由衷的掌声；当王老五因为连续怠工被扣了粥，饿得头晕眼花，不得不扛起锄头老老实实干活时，众人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神色。
渐渐地，工分不再仅仅是换取食物的凭证，更成了“勤劳”与“荣誉”的象征。男人们争着去搬最重的石头，妇人们比着谁清理的土地更多，连半大的孩子都提着篮子，抢着去捡柴火。尽管工分计算依旧粗糙，评议仍带着主观色彩，但这套由灾民亲身参与制定、修改、执行的规则体系，终究在磕磕绊绊中，在这片废墟之上站稳了脚跟。
夜深人静时，林苏站在窝棚外，望着安置点里星星点点的灯火，嘴角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她知道，矛盾不会消失，规则还会不断调整。
工分制在一次次的争论、协商与调整中，终于褪去了最初的生涩，像一枚被反复打磨过的齿轮，虽仍带着些许咬合不畅的滞涩，却已能稳稳带动整个“灾后自救社”的日常运转。田间地头的争吵并未完全消失，工分评定时的偏颇也偶有发生，但“多劳多得、不劳少得”的观念，已然像一颗种子，在众人心里扎下了根。人们渐渐习惯了在规则的框架内劳作、分配，习惯了每日收工后围在公示的竹简前，核对自己一天的工分，习惯了遇事找议事会商议，而非逞一时意气拳脚相向。
安置点的面貌，也跟着悄然改变。窝棚区被重新规划，一排排茅草顶的居所整整齐齐，避开了积水洼地；公共区域的淤泥被清理干净，挖出了简易的排水沟，往日弥漫的酸腐气息淡了许多；几个由木匠老王头牵头的工具修理点，在窝棚外支起了摊子，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里，那些被洪水泡得变形的锄头、镰刀，重又焕发出了生机。
生存的紧迫感稍稍退却，长远的焦虑便如潮水般，无声无息地漫上了心头。所有人都明白，坐吃山空是死路一条，唯有恢复生产，在这片被洪水蹂躏过的土地上种出粮食，才能真正活下去。
在林苏的带领下，自救社的壮劳力们，扛着锄头、推着简陋的木犁，向着洪水退去后裸露出的河滩地进军。那片土地被厚厚的淤泥覆盖，黑黝黝的，泛着湿润的光泽，是最肥沃的耕种宝地。议事会早早定下规矩，开垦荒地的工分加倍计算，而且优先分配开垦者种植。重赏之下，众人干劲十足，清晨的薄雾里，田埂上便挤满了劳作的身影，吆喝声、号子声此起彼伏，连带着孩子们也提着篮子，跟在大人身后捡拾石块，小小的手掌磨出了水泡，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这片土地，是未来活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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