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站的月台上，人声鼎沸，蒸汽火车喷吐出的白色烟雾与夏末的闷热空气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独特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味道。
刺鼻的煤烟味和汗酸味交织，却也掩盖不住空气中蒸腾着的、属于一个大时代特有的激情与躁动。
袁国华，如今的爱国日用品厂副厂长，正叉着腰，意气风发地站在月台边缘。
他原本纤瘦的身板，在七年的光阴滋润下，变得有些圆润，举手投足间，还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他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卡其布工作服，胸口的口袋里，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脚上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
这身行头，放在七年前，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看着工人们将一箱箱印着“爱国牌清凉露”字样的木箱，小心翼翼地搬上开往南方的货运列车，袁国华的心里，像是被三伏天里灌下的一口冰镇酸梅汤，从里到外都透着舒坦和得意。
每一箱清凉露，都像是一块块金灿灿的砖头，铺就着他和兄弟们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都仔细着点儿！轻拿轻放！这可都是要出口创汇，给国家做贡献的宝贝！”他扯着嗓子喊道，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穿透了嘈杂的人声和机器的轰鸣，清晰地传达到每一个工人的耳中。
工人们闻言，手上的动作更加轻柔了。他们看向这位袁副厂长的眼神里，满是尊敬和羡慕。
谁不知道，爱国厂是整个区里效益最好的街道工厂。
工资高，福利好，逢年过节发的鱼肉蛋票，比那些老牌国营大厂都只多不少。能进爱国厂上班，那是祖坟上冒了青烟。
虽然厂里私底下有传闻，说厂子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一位“小神仙”的点化，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眼前摆着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眼前之前的两位厂长，以及现任这两位的陶厂长和袁副厂长。
袁国华享受着这种尊敬的目光，心中感慨万千。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七年前。
那时候，他还和阿仁，还有一帮兄弟跟着豹哥打拼，他们是混迹在外滩街头的“打桩模子”。
每天干的，都是投机倒把、东躲西藏的勾当。说得好听是“靠本事吃饭”，说难听点，就是人人喊打的社会渣滓，连个正经对象都找不到。
那时候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饱饭，晚上睡觉不用担心被街道办的人来敲门。
可现在呢？
他是公私合营爱国日用品厂的副厂长，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是每月能拿八十块钱工资的国家干部！
厂子一年的销售额，光是国内部分，就有十多万。
刨去成本和所有工人的工资，纯利润能剩下三万多。
这还不是大头。
真正的大头，是和港岛那家“华龙公司”签订的独家代理协议。
整整五十年的长约，每年雷打不动地支付二十万美金的货款。
按照国家银行一比二点五的汇率，那就是扎扎实实的五十万人民币！
这笔钱产生的纯利润，高达二十来万。
虽然按照当初和街道办签的协议，街道办要拿走七成五，但剩下的四万多块，可就结结实实地落进了厂里的口袋。
两年前，豹哥和那个走了天大狗屎运的“打桩模子”曾阿福，带着家人被那位“小神仙”安排去了港岛享福。
临走前，豹哥留下话，厂里每年的利润，拿出一半来，作为工厂的发展基金，更新设备、扩大生产。
剩下的一半，就给他们这十来个最早跟着他打江山的自家兄弟分红。
袁国华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
去年厂里总共剩下快六万的利润，一半是三万不到。
他们十个兄弟分，每个人到年底，就能拿到将近三千块！
三千块！
想到这个数字，袁国华的心脏就忍不住一阵狂跳，浑身的血液都变得火热起来。
那可是三千块啊！
就算他是副厂长，有一个月八十块的高工资，那也得不吃不喝地攒上三年多！
有了这笔钱，他就能把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给换了，换成最新款的“上海”牌。
说不定媳妇还能同意让自己买台“海鸥”照相机……
这一切，都拜谁所赐？
一个瘦瘦小小的身影，浮现在袁国华的脑海里。
小神仙！
除了这个称呼，他实在想不出任何词语，能够形容那位小爷通天的手段。
要是没有他，自己这帮兄弟，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在街头巷尾找人兑换外币，说不定还会去某个农场里“劳动改造”，哪能有今天这般风光？
一个个都成了家，立了业，买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娶上了漂亮媳妇。
就连当年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跑，年纪最小的那个外号叫“小安徽”的，去年也抱上了个大胖小子，孩子满月那天，这小子抱着他哭得稀里哗啦，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华哥，我做梦都没想到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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