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低鸣，将午后的阳光劈成无数细碎的光斑，落在摊开的《共产党宣言》上。纸页边缘被翻得起了毛边，密密麻麻的批注里，红笔蓝笔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痕迹——那是前几轮讨论时，大家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现实对应”：张猛画的公路草图旁，陈雪补了句“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集体力量”；林威写的流水线记录下方，邢菲标了“机器异化的当代例证”。空气里浮动着旧纸张的油墨香、粉笔灰的干燥味，还有窗外飘进来的、带着湿润水汽的桂花香，在此起彼伏的讨论声里酿成一种特别的味道。
凌云站在白板前，指尖落在“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句话上，指腹摩挲着粉笔字的棱纹。他身后的白板已经写满了字，左边是“历史规律”，列着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革节点；右边是“现实映照”，贴满了大家搜集的新闻剪报——有某大厂裁员的报道，有农民合作社的丰收照片，甚至还有张抗之前偷偷放在图书馆期刊架上的、关于“校园内卷”的随笔复印件。
“大家注意‘不可避免’这四个字，”他的声音透过笔尖敲击白板的清脆声响传开来，“马克思不是在说大话。就像咱们军训时练正步，一开始每个人的步频都乱成一锅粥，但只要反复磨合，总能找到共同的节奏。社会变革也是这样，当矛盾攒到一定份上，哪怕有人想挡，也挡不住。”
“可不是嘛！”张猛的粗嗓门突然炸开，他“啪”地合上笔记本，塑料封面撞击的声音让靠窗的姚宇婷吓了一跳。这个总爱穿迷彩裤的男生往前凑了凑，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线：“我老家前年修扶贫公路，就卡在老王家那三分宅基地上。老王头梗着脖子说‘祖上传下来的地，给座金山也不挪’，村支书磨了三个月嘴皮子，最后带着支委把自家猪圈拆了——那猪圈挨着公路线，本来能多要补偿的。老王头第二天一早就扛着锄头去扒院墙，说‘党员能让，我不能不让’。你看，这就是凌云说的‘节奏’，有人带头，就挡不住了。”
陈雪正给姚宇婷指着资料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注解，闻言抬眼时，睫毛上沾了点阳光的金粉。“张猛这个例子特别好，”她把一缕碎发别到耳后，声音清润得像浸在水里，“老王头一开始想保住宅基地，是因为他觉得‘地是根本’，这是旧观念；但当他看到村支书拆猪圈，突然明白‘路通了才有好日子’，这就是新的认知在起作用。宣言里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其实任何旧东西的瓦解，往往都是从内部先松了口子。”
邢菲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笔在笔记本上疾走如飞。她的本子是特制的活页本，每一页都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此刻正把“张猛老家修路”记在红色标签的“现实案例”栏下。“林威，”她突然抬头，目光落在角落里那个总低着头的男生身上，“你暑假在电子厂打工时，不是说见过机器换人的事吗？这和宣言里‘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怎么对应？”
林威的手指猛地攥紧了笔，指节泛白。他去年暑假在南方的电子厂待了两个月，每天重复着往电路板上插电阻的动作，直到现在，右手食指还留着块淡青色的茧。“流水线上的王师傅跟我说，”他的声音有点发紧，像被砂纸磨过，“以前他们组八个人装手机外壳，一天能装三千个。后来厂里换了全自动机械臂，一台机器顶六个工人，剩下的两个人要么去看仓库，要么就被‘优化’了。有次我看见王师傅蹲在车间门口抽烟，说‘人还不如机器值钱，机器坏了有人修，人老了就只能卷铺盖’。”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劳动的异化’。”凌云走到林威身边，顺手拿起他桌上的半成品笔记，“你看这里写的‘时薪十三块，装一个零件挣一毛五’，而你们装的零件，出厂价是五十块——这中间的差价，就是被资本拿走的‘剩余价值’。就像宣言里说的，‘工人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因为对资本家来说，你只是个会喘气的工具，不是人。”
林威猛地抬头，眼里像是落了星子，亮得惊人。“可不是嘛！”他往前探了探身，语速快了起来，“有次我感冒发烧，请半天假，组长说‘请假扣全勤奖，想清楚’。那天我硬撑着上了班，手抖得插错了好几个零件，被骂得狗血淋头。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连台不会生病的机器都不如。”
讨论声像被泼了滚水的茶叶，瞬间翻腾起来。平时总埋首代码的陈智毅推了推眼镜，调出手机里存的调查报告：“我查过咱们学校附近的电子厂，女工每天站十个小时贴手机膜，月薪三千五，刚够租个带阳台的单间。这正好对应宣言里的‘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只限于维持生存’——她们的工资，刚好够活着继续干活，多一分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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