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好了，新兵们，”他对着排里那些年轻的面孔说，“冲锋时不要直线奔跑，用Z字形路线。遇到机枪火力立即卧倒，寻找掩体。手榴弹要在足够近的距离投掷，但别太近把自己炸了。最重要的是——”
他停顿，确保每个人都在听：“别停下。停下就是死。要么你冲过去杀死德国人，要么德国人杀死你。没有第三条路。”
新兵们紧张地点头。有些人脸色苍白，有些人不停吞咽，有些人手指神经质地摩擦着十字架或亲人照片。
杜邦理解他们的恐惧。三年前，1914年8月，他第一次上战场时也一样害怕。但现在，恐惧已经变成了某种更沉重的东西：一种深深的疲惫，一种对死亡的熟悉，一种知道无论多么勇敢或幸运，最终都难逃一劫的宿命感。
“还有五分钟，”排长拉菲特少尉走过来，声音嘶哑，“炮兵会再轰击十分钟，然后我们冲锋。目标：钟楼山山顶。第72师从左侧配合，殖民地师从右侧。我们要把德国人赶下山，赶过河，赶回他们来的地方。”
“如果他们不下山呢？”一个新兵怯生生地问。
拉菲特少尉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那就让他们永远留在山上。作为尸体。”
集结地响起炮火延伸的信号——三发绿色信号弹升空。这意味着炮击将向前延伸，为步兵冲锋清理道路。
“准备！”杜邦大喊。
士兵们站起身，检查装备，最后一次深呼吸。杜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他的妻子玛丽和两个女儿，1914年夏天在里昂公园拍的。那时战争还没开始，世界还正常。
他吻了吻照片，放回口袋。
“为了法兰西！”拉菲特少尉举起手枪，“前进！”
“前进！”
数百名法军士兵跃出掩体，开始向钟楼山冲锋。起初是相对有序的散兵线，但随着地形变得陡峭，随着德军火力开始还击，队形逐渐被打乱。
杜邦以之字形路线奔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子弹在周围呼啸，有人中弹倒下，有人被炮弹炸飞。他不敢停，不敢看，只是不断前进。
半山腰，他们遇到了第一道德军防线——不是正规堑壕，而是利用地形临时构筑的射击阵地。机枪火力从三个方向扫来，压制了前进路线。
“迫击炮！我们需要迫击炮！”拉菲特少尉大喊。
但迫击炮班被拖在后面，正在艰难地爬山。
杜邦看到一个机会：左侧有一道天然沟壑，可以迂回到德军阵地侧面。他打手势，带着半个排的人向沟壑移动。
沟壑深而窄，里面满是泥水和碎石。他们艰难地爬行，尽量压低身体。枪声、爆炸声、惨叫声从头顶传来，但沟壑里相对安全。
大约五十米后，沟壑转向，通往德军阵地的侧后方。杜邦小心地探出头观察：四个德军机枪阵地呈半圆形布置，正在向正面冲锋的法军射击。阵地后方只有少数警戒士兵。
他数了数手榴弹：四枚。正好。
“你，你，你，你，”他点了四个士兵，“每人负责一个机枪阵地。等我信号，同时投弹。其他人准备冲锋，手榴弹爆炸后立即冲上去。”
士兵们点头，脸色紧张但坚定。
杜邦深吸一口气，举起手，然后猛地挥下。
四枚手榴弹同时飞出，划出弧线落向德军机枪阵地。德军哨兵发现了，大声警告，但太迟了。
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两个机枪阵地被直接命中，另外两个被破片波及。机枪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惨叫声和德语呼喊。
“冲锋！”
杜邦第一个跳出沟壑，端着步枪冲向最近的阵地。一名德军士兵正挣扎着从废墟中爬出，满脸是血。杜邦没有犹豫，刺刀刺入对方胸口，感受到那种可怕的阻力，然后拔出。
其他法军士兵也冲了上来。近身战斗在几个阵地同时爆发，刺刀、工兵铲、枪托、拳头、牙齿——当生死攸关时，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武器。
杜邦的刺刀卡在了一名高大德军的肋骨间，他不得不放弃步枪，拔出手枪。一名德军士兵从侧面扑来，被他用手枪柄砸中太阳穴倒地。另一名德军举枪瞄准，但被一名法军新兵从背后用铲子砍中脖子。
战斗在五分钟后结束。四个机枪阵地，约三十名德军士兵，全部被消灭。法军损失了九人。
杜邦喘息着，从一具德军尸体上拔出自己的刺刀，重新装回步枪。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肾上腺素。
“继续前进！”拉菲特少尉喊道，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但仍在指挥，“山顶就在前面！”
他们继续向上冲锋。但越接近山顶，抵抗越激烈。德军显然意识到了侧翼的突破，调集了预备队封堵缺口。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逐米争夺，逐屋战斗，逐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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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时，钟楼山山顶东侧
汉斯·拜尔中士和他的排被困在了一个半塌的混凝土掩体里。法军的反击比预期更猛烈、更坚决。三小时前他们还控制着整个山顶区域，现在只剩下几个孤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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