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秋雨，绵绵密密，像是永远也下不完。
雨水顺着临河小楼的黑瓦淌下来，在青石板上砸出细碎的水花。这座位于苏州城不起眼角落的三层小楼，表面是家经营不善的绸缎庄，二楼以上却日夜有精悍的汉子把守。这里，是东厂侦缉司在江南的临时据点。
三楼的窗户全部用厚棉纸糊死，只留几道缝隙透气。八盏桐油灯将房间照得亮如白昼，却照不散满室的压抑。
陆仁贾站在一张巨大的杉木桌前，桌上没有公文，没有卷宗，只有账本。
堆积如山的账本。
这些账册大小不一，封皮各异——有官府正经的蓝皮黄册，有商会用的红封账簿，更多的是民间私印的毛边账纸。它们来自苏州、松江、杭州的织造局，来自大大小小百余家绸缎庄、生丝行，来自运河沿岸十七个码头货栈，甚至来自几家看似毫不相干的米行、油坊、船厂。
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纸页的霉味、桐油燃烧的烟味，还有一种更加尖锐的、属于紧张汗水的味道。
房间里除了陆仁贾，还有七个人。
张阎抱着他那柄从不离身的绣春刀，靠门站着，像一尊门神，脸上那道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的光。另外五名番役分坐四周，面前也堆着账册，正埋头疾书，不时拨弄着手边的算盘。算珠碰撞的“噼啪”声此起彼伏，在寂静的雨夜里格外清晰，像某种催命的节奏。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陆仁贾右手边的一位老者。
老人看上去已过花甲，背有些驼，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葛布长衫，手指枯瘦如柴，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墨迹。他姓陈，是张阎从苏州府衙“请”来的老账房，据说在钱粮刑名上打了一辈子交道，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此刻，陈老账房左手按着一本泛黄的流水账，右手五指在紫檀木算盘上翻飞如蝶。那算盘珠子是上好的牛骨所制，被他拨打得噼啪作响，节奏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他的眼睛几乎贴在账页上，鼻尖几乎触到纸面，嘴里不时发出“咦”、“唔”的轻声。
陆仁贾没有碰账本。
他背着手，在桌后来回踱步。猩红的千户官袍已经脱下，搭在椅背上，他只穿一件玄色箭袖常服，腰间的玉带也解了，整个人看起来松垮了些，唯独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大人。”
一个番役抬起头，声音有些沙哑：“苏州‘锦绣庄’去岁至今，账上售出上等湖丝三千七百匹，但按他们报给织造局的生丝采买量折算，最多只能织出两千四百匹。差额……三百三十匹。”
“记下。”陆仁贾脚步不停。
“松江‘云织坊’，”另一名番役接口，“今年春夏两季，报损的次品绸缎比往年多出四成半。但同期，他们从漕帮雇用的运力，却增加了六成。”
“也记下。”
陈老账房忽然停下了拨算盘的手。
他抬起头，昏花的老眼里闪过一丝精光，那光芒与他佝偻的身形极不相称。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嘶哑却清晰：
“陆大人，老朽……看出点门道了。”
陆仁贾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他：“说。”
陈老账房颤巍巍地拿起三本账册，摊在桌面上。一本是官府的漕运课税记录，一本是某大丝行的出入货簿，还有一本，竟然是一家铁器铺的日常流水。
“诸位请看，”他枯瘦的手指在账页间移动，“去岁十月，漕帮从运河往北，押运的‘苏绣’、‘杭缎’共一百二十船。按常例，这类货值高、体积轻的货物，走漕运本就不划算，陆路更快更安全。此为一疑。”
“再看，”他翻开丝行账册，“同期，这家‘隆盛行’报称，因北方客商催货紧，临时改走漕运，运费多支了三千两。但老朽查了，他们所谓‘北方客商’要的那批货，规格花色与寻常不同——更厚，更密，更像是……”
他顿了顿，吐出两个字：“帆布。”
房间里静了一瞬，只有窗外淅沥的雨声。
“帆布？”张阎皱起眉，“那玩意儿又不值钱，谁家用丝绸的价买帆布？”
陈老账房没回答，翻开了第三本账册——那家铁器铺的。
“这小铺子，在苏州城南，掌柜姓王，三代打铁为生。”老人指着账上几行，“去年十一月起，他铺子里‘生铁’、‘熟铁’的进货量，比往年翻了五倍。买主分散，都是生面孔，买的也不是成品，全是铁锭、铁条。”
他抬起头，看着陆仁贾：“大人，一个打菜刀、农具的铺子，要这么多铁料做什么？”
陆仁贾走到桌边，俯身看着那三本摊开的账册。灯光从他头顶照下，在他脸上投出深邃的阴影。
“还有呢？”他问。
陈老账房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摸出一张自己誊抄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
“老朽这三天，核了江南七府二十三县，与楚王府有直接或间接生意往来的商户，共计一百四十七家。”他的声音渐渐激动起来，“这些商户，从去年春天开始，账目上全都出现类似的异常——要么是货不对账，要么是运费蹊跷，要么是原材料采购暴增却不见成品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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