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沙发上，谁也没开口。偶尔目光碰在一起，又迅速弹开，像被烫了一下。电视里演的是个喜剧，可笑声听起来又干又假，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我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的，不是梦。可那个画面——那个半透明的、发着白光的老太太，坐在楼梯上，背对着我们——已经像烙铁一样印在了脑子里。
天终于亮了。阳光从窗户涌进来，照得满屋子金灿灿的，昨夜的恐惧像退潮一样慢慢褪去。我和阿东端着盆出去打水，一开门，走廊里也亮堂堂的，楼梯上的灰被照得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我们正低头走路，迎面碰上了老太太的儿子。他穿着深蓝色的棉袄，低着头，手里拎着一袋垃圾。
我喊了一声“大哥过年好”。他抬起头来，勉强笑了笑，嘴角扯了一下就放下了。我一眼看见他的右手臂上缝着一块黑布，黑布在灰色棉袄上格外扎眼，像一道豁开的伤口。我愣住了，张了张嘴，又说不出话。他眼圈红了，鼻翼翕动了两下，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没法给你拜年了……老娘走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
“大年初三清早，她说去早市买菜，六点多就起来了。我们还在睡，等七点多起来……发现她倒在楼梯转角那里，人已经……身子都硬了。”
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顺着鼻梁淌进嘴角，他抬手用袖子胡乱抹了一下，袖子湿了一大片。
我站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把楼梯照得明晃晃的。青灰色的台阶上落了一层灰，扶手磨得锃亮，什么痕迹都没有。可我的后背一阵一阵发凉，从脊梁骨往外冒寒气。昨晚那个半透明的、发着白光的胖乎乎的身影，坐的位置，正是楼梯转角。她穿着那件暗色的斜襟棉袄，梳着发髻，侧影圆润，和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她是在去买菜的路上倒下的，倒在她每天都要上下几十遍的楼梯上。可正月十四的夜里，她又回来了。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背对着我们，像一尊发光的雕像。
我不知道她是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过年，也许是在等饺子出锅，也许只是习惯了那个位置，习惯了每天从那个角度看着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她没有吓我们，从头到尾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可每次闭上眼睛，我都能看见那个微微发着白光的身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背对着我们，像一盏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那是她留在人间最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