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没动，连头都没抬。我火了，拉开车门走下来，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那声音在车库里炸开，像一声闷雷。我穿着皮鞋，鞋底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每一步都带着火。我朝他走过去，拳头已经攥紧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我招你惹你了？你老婆也不理我老婆，你们两口子吃了枪药了？”
我离他还有两三步的时候，他忽然动了。不是转头，不是抬头，是整个身体原地转了九十度，面朝另一个方向。那动作不像正常人，不像是身体在转，像是有人在上面拧了一下，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然后他迈步走了，不快不慢，鞋底拖在地上，“沙沙沙”的，像有什么东西拖在后面。
我站在原地，嘴巴张着，想骂的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就那么走了，拐了个弯，消失在柱子后面。电梯门开了，又关了，楼层数字往上跳。我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转身回到车里，发动引擎，倒车入库，熄火。在黑暗的车库里坐了好一会儿，盯着刚才他站过的地方。地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脚印，没有影子，什么都没有。
到家，小雯还没睡，窝在沙发上追剧，茶几上摆着一袋没吃完的薯片。我把车库里的事说了，她放下手机，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发白。
“你知道我几点回来的吗？八点多。”她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什么人听见。“我从电梯出来，走到咱家门口，往走廊那头看了一眼，你猜我看见什么？”
我摇头。
“隔壁那两口子，站在天台的花池子上。就是走廊尽头那个小露台，外面种了一排花，花池子外面就是空的，掉下去就是十四层。他们俩并排站在花池子的边沿上，面朝外，背对着我，一动不动。不是看风景，不是散步——他们站的那个地方，站一个人都勉强，两个人并排，脚后跟就是空的。”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手在抖。
“我站在咱家门口，透过走廊的窗户看了好一会儿。他们没动过，连头发都没动。那会儿走廊的窗户开着，外面有风，可他们的头发、衣角，一丝都不飘。我就轻轻开了门进来，然后从猫眼里往外又看了很久。他们站了至少十分钟，后来才慢慢下来，不是转身走下来的，是——平移。直挺挺地，像被人从花池子上端下来一样。”
说完，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恐惧。
“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
“别说了。”我打断她。声音比我想的要大，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响。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放缓了语气，“别瞎想，可能就是吵架了，心情不好。”
可我自己也不信。
两天后，楼道里开始有味道了。
那天我下班回来，电梯门一打开，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就涌进了轿厢。住在走廊另一头的大姐正站在电梯口，捂着鼻子，手里还拎着一袋垃圾。她看见我，皱着眉头说：“小张，你闻见没？这楼道里什么味儿啊？像什么东西烂了。”我吸了吸鼻子，确实有股怪味，像肥料，又像死老鼠。越往家走，味道越浓。走到我家门口，味道已经熏得人眼睛发酸，喉咙发紧。源头，是隔壁邻居家。门缝里渗出来的气味，不是肥料，不是死老鼠——是那种甜腻的、腐烂的、让人胃里翻江倒海的臭味，像夏天的肉铺关了门，把所有东西闷在里面发酵了好几天。
我开门进屋，手刚碰到门把手，发现门把手上湿漉漉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凝了一层。不是水，是黏的。
小雯正好也回来了。她进门就皱着鼻子，把包扔在玄关柜上，用手扇着空气：“楼道里什么味儿？谁家死猫了？”她去翻鞋柜，翻出一个口罩戴上，声音闷闷的。
我抓着她胳膊，把她拉到厨房，关上厨房的门，压低声音说：“你闻仔细，那是隔壁出来的。好几天了。”
她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厨房的白色瓷砖。我们俩站在厨房里，谁也没说话。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响着，空调外机在窗外低声轰鸣。空气里似乎也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从门缝里渗进来，钻进鼻腔，黏黏的，散不掉。
“报警。”我说。
警察来了。两个年轻的民警，一高一矮，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帽子压得很低。先在走廊里转了一圈，闻了闻，矮个的那个脸色已经不好看了。他们敲了很久的门，“咚咚咚”，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没有人应。高个的问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我说三天前。他皱了皱眉，说：“现在冬天，北京冷，就算真出了事，三天也不该有这么大气味。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或者家里养了什么死了。”他顿了顿，“你联系得上他们吗？”
我翻了手机通讯录，找到老张的号码，递给民警。民警拨了过去，电话通了——铃声从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传出来，和弦铃声在死寂的楼道里响着，一声接一声，像某种信号。没人接。响了十几声，断了。民警又拨了一次，还是从门后传出铃声，依然没人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脸色彻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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