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个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头儿，姓孙，六十多岁，头发白了大半。他把几个村干部叫到自己家里，关上门，抽了一袋烟，慢悠悠地说：“这事儿你们硬拦是拦不住的。那个女的是冤死的，心里有怨气。你们得给她找个安身的地方，让她坐下来，歇下来，她就不闹了。”村干部问他怎么办。孙大爷说：“在村中间盖个小庙，供上土地爷。庙门朝着村口那棵老槐树，让她能看见她家男人的坟。”大伙儿商量了一晚上，同意了。
第二天开始，家家户户出劳力，大队出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一座青砖小庙在村中间立了起来，庙门正对着村口那棵老槐树。上梁那天，村里拉鞭放炮，跟过年似的。几个老人在庙门口烧了纸钱，念了经，把一碟子馒头摆在香案上。说来也怪，从那以后，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村里人渐渐又敢在夜里出门了，孩子也敢在外面玩到天黑了。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那块青石板还在。夏天的时候，村里的孩子还是喜欢坐在上面，嘻嘻哈哈地吃西瓜。
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偶尔还会提起刘桂兰。有人说她是想她男人了，有人说她是想她孩子了。说完就叹口气，不再往下说了。孙大爷死之前，跟自己的孙子说了一句话：“那个庙不是给土地爷盖的，是给那个女的盖的。她有了地方待，就不在村里转悠了。”孙子问他：“那她还在不在？”孙大爷没回答，抽了一口烟，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你夜里路过那棵老槐树，别回头。”那棵树还在长，叶子一年比一年密。天黑了，风一吹，满树叶子哗哗地响，像有人在说话，又像有人在唱歌。只是那调子谁也没有真正听清过。有人说那是风声，有人说那是树自己响的，也有人说，那就是她还在唱。唱那句“向东走，向西走，怎么走也出不了村口”。只是再也没人能唱出第二句了。她和她那个九个月大的孩子，像是被那棵树、那座庙、那堆黄土，一起留住了。天不黑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天一黑下来，谁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