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板那天晚上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外荔湾广场的工地黑沉沉一片，几根打了一半的桩柱立在夜色里，像一排没埋完的墓碑。他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两声又挂掉了。他想起老住持那天闭着眼睛说的那句“此地土不能动”，嘴唇抖了几下，把手机关了。后来他被抓了，偷运国宝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入狱第二年，他在放风的时候倒在了操场上，脑溢血，当场就没气了。法医报告上写着“突发性颅内出血”，可同监室的人说，他前一天晚上一直在念叨着“八口棺材”，来来回回念了一整夜，天亮时才安静下来。狱警把他从地上抬走的时候，他脸朝着天，嘴角弯着，不像痛苦，倒像解脱了。棺材后来的去向再也没有人提过，那些被运出国境的木头，也许在某处被打开，也许没有被打开。它们被打开之后，里面的东西就再也没有人能在这些文字里追上了。陈老板没有留下任何字据，只是有人在他入狱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酒店房间的垃圾桶里，看见过一张被揉皱的便签，上面只有一行字：“她们走了。”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是他的妻子和情人，还是那八口棺材里原本应该躺着的东西。那便签后来被清洁工收走了，什么都没留下。荔湾广场后来还是建成了。接手的是一位台湾商人，他请人写了楼顶那几个大字，笔锋凌厉，那个“广”字被刻意拉长，像一把立着的刀，从“尸”字头顶绕了一圈又落了回来。本地人从那以后就叫它“荔湾尸场”。一楼的金铺和表行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生意始终不如意。倒是跳楼的事，每年总会来几回。有人说那些跳下来的人，都是被那八口棺材召回去的。每年凑满八个，一年才算平安过去。没有人能说清那数字是怎么来的，只是八条命像一摞被压实了的旧账，每年都必须重新数过一遍，数完了才能继续往下过。有人从楼上落下来，当场没救回来，被人用白布盖住抬走了，隔天同一位置会多出一束花。花放几天就蔫了，被清洁工扫进垃圾桶里。垃圾桶满了倒掉，位置又空了。那块地砖踩过的人多了，颜色比旁边深一些，像一直被什么东西泡着，一直没有干透。
有一次一个卖玉器的老板娘喝多了酒，拉着隔壁档口的伙计说，她见过那八口棺材。她说她来广州打货的第一年，半夜在广场后面迷了路，看见八个人并排坐在消防通道的台阶上，穿着旧式长衫，脑袋低垂着，看不清脸。她以为是流浪汉，走近了才发现他们的脚没有踩在地面上。她转身就跑，高跟鞋跑掉了一只也没回头捡。那块地砖后来被人翻过很多次，每次都说要重新铺，但铺完几个月又会裂开，裂缝的位置和上次几乎一样。有人说那是棺材压过的印子，再也填不平了。楼下卖糖水的老伯说，他在这开了十几年，这种事听多了也就习惯了。他舀了一勺红豆沙进碗里，用抹布擦了擦台面，低着头嘟囔了一句：“那些棺材到底有没有装人，谁也说不清。但地底下确实有东西，只是没人敢往下挖了。”然后他转身回了后厨，水龙头被拧开，水声哗哗地涌出来，盖住了门外的动静。水落进池子里，撞在不锈钢槽底，溅起来又落下去，溅起来的那些水珠又落进水里，像被放回了原位。厨房里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只洗了一半的旧碗搁在池沿上，碗底的糖水印子还没冲净，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薄薄的褐色光。水声还在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被慢慢冲走。但那些被冲走的东西，并没有真的离开。它们只是换了一层水面，等着下一次停下的时候，重新浮上来。楼顶那几盏灯亮到后半夜，亮到整条街都暗了，它们还亮着，像八根还没熄的蜡烛，排在一道看不见的台阶上。等天亮时，那几盏灯自动灭了，像有人在一瞬间把它们同时吹熄了。广场上的人又多了起来，没有人记得昨晚它们还亮着。只有楼顶那几个褪了色的大字还挂在原来的地方，日光照在“广”字最后那一笔拖下来的弧度上，像一道已经干了很久的墨痕，在等一场雨把它重新淋湿。雨一直没来。可那道墨痕还在那里，等着下一场雨，等着下一个站在楼下抬头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