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妍妍第一次觉得那间福利院不对劲，是在她升任会计主管的第三个月。
青苗福利院坐落在川北一个叫白鹭镇的地方，灰白色的三层小楼，外墙刷着一层淡绿色的涂料，剥落得像一张长了癣的脸。院里的孩子不多，百来个，大多是残疾或智障，被家人遗弃后送到这里。商妍妍在这个系统里干了七八年了，从乡镇敬老院的出纳做到县福利院的会计主管，经手的拨款单据堆起来比她人还高。她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这些账目上的数字——那些来自上级单位拨款、社会捐赠、专项救助资金的数据庞大而枯燥，在报表上抹平了人间所有的褶皱。可她没想到，那些被抹平的褶皱里，藏着一本她这辈子都不想翻开的旧账本。
那本旧账是她在整理前任会计留下的资料柜时发现的。柜子锁着，钥匙不知去向，她用螺丝刀撬开锁扣，从最底层抽出了一摞发黄的牛皮纸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的东西，不是财务凭证，是一些她看不懂的记录。每张纸上都手写着日期、编号、人名，人名被划掉了，只剩下编号。编号后面跟着一个数字，有的几百，有的几千，有的上万。数字后面没有科目，没有摘要，只有一行潦草的铅笔字——“已处理”。
商妍妍把这摞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名堂，随手塞回了文件袋里。
可是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房间里摆满了白色的小铁床，床上躺着婴儿，每一张床前都站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那些人在低头翻看床头的记录本，手里的笔在一行一行地勾画。她走近一张床，想看床头那个记录本上写的是什么。那个人抬起头来，脸是空白的，没有五官，只有一片光滑的、灰白色的皮肤。那个没有脸的人朝她张开了嘴，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商会计，这张床空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补人进来？”
她猛地睁开眼，天已经亮了。
商妍妍没有把那摞纸当回事。她见过太多这种老资料了，福利院的档案管理一向混乱，旧账目缺胳膊少腿是常态。这摞纸很可能只是某个已停用的救助项目的流水记录，被前任会计随手塞进了柜底。她把文件袋放回资料柜，锁好柜门，把钥匙挂在钥匙架上，再也没有翻过。
此后几个月，日子过得像以前一样。她每天对着电脑做账、报税、填报表，偶尔去院区转转，看看孩子们。孩子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做康复、学认字。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异常，那些被划掉的名字、那些“已处理”的标注，都沉在了文件柜的最底层。
商妍妍当上会计主管以后，每个月都要做一次“在院人数”的统计报表。这个数据是上级拨款的主要依据之一——人头数越多，拨下来的钱越多。她做报表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系统里登记的“在院人数”，和她每次去院区点数时看到的实际人数，总是对不上。系统里是九十三人，她点数只有八十九人。系统里是九十一人，她点数只有八十七人。差的不多，总是差四五个。她以为是自己数漏了，或者有的孩子在上课、在康复室，她没有看到。可连续三个月，数字都对不上，每次都差四个人。
她调出了过去两年的在院人数月度统计表，发现这个差额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系统记录的数据和实际点数之间的缺口，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每月四人，不多不少，像被什么东西从账面上精准地啃掉了一口。
商妍妍翻出了前任会计留下的审计报告——连续四年都是“合格”，公章鲜红，负责人签字栏里是老院长的名字。老院长姓周，去年得了脑梗，话都说不利索了，退休在家。她本想去找老院长问问情况，又怕打草惊蛇。这笔账到底能不能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几个孩子——每个月从系统里消失、从账面上被勾销的四个孩子，她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没在院区里见过他们的脸。
她第一次去找老院长，是某个周五的下午。老院长住在白鹭镇老街尽头的一间平房里，院子很小，种着几丛快枯死的月季。老太太靠在竹椅上晒太阳，膝盖上搭着一条旧毛毯，看见商妍妍进来，浑浊的眼珠缓缓转了一下。商妍妍搬了个板凳坐在她旁边，把那几份月度统计表摊在她面前。老院长低头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她。
“你查这个做什么？”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觉得账不对。”
老院长沉默了很久，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她伸出手把那缕头发拢到耳后，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让商妍妍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那些孩子，被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商妍妍攥着那摞报表，指节泛白。她问老院长那些孩子的名字、编号、去了哪里，老院长摇头，不再开口了。她把报表放在膝盖上，掀开毛毯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回了屋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