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塞斯库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他的指示早已明确：加大宣传力度，重点突出“民族独立”、“经济自主”和“反对外来干涉”。他要将自己的形象与“罗马尼亚利益扞卫者”牢牢绑定，要在德治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将舆论的号角紧紧抓在手中。他清楚地知道，毛雷尔等人掌握着政府行政资源，而他要抢占的，是意识形态的高地和党内的人心。
“告诉他们，报道的基调要鲜明，要充满战斗性。要让每一个罗马尼亚人都感受到，党内有一股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力量，正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他顿了顿，补充道，“重点准备一下我下周视察普罗耶什蒂油田和‘红旗’汽车厂的讲话稿，要突出强调工人阶级在国家独立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是，同志。”秘书躬身退下。
齐奥塞斯库依旧站在窗前。雪花扑打在玻璃上，瞬间融化，留下蜿蜒的水痕，如同地图上变幻莫测的疆界。他的目光越过庭院，仿佛看到了那座笼罩在不祥气氛中的别墅主卧，看到了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权力不会等待垂死者，它只属于最有能力、也最敢于攫取它的人。德治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而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已经听到了新时代的敲门声，急促而响亮。
在别墅主卧的昏暗光线下，德治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浑浊的眼球艰难地转动了一下，望向房门的方向。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忠诚（或者说，被迫忠诚）的警卫如同雕塑般伫立。他喉咙里发出一阵模糊的咕噜声，无人能听懂那是一个名字，一句诅咒，还是一声对自己权力生涯的、充满嘲讽的叹息。窗外的雪，还在下，覆盖了一切痕迹，也掩盖了正在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肌体深处滋生、蔓延的新的野心与裂痕。他的黄昏，正是某些人期盼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