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寒风像Securitate的探员一样，无孔不入地钻过布加勒斯特每一条街道的缝隙，抽打着行色匆匆、面带菜色的市民。然而，在这座城市表面冻结的平静之下，一股来自军营内部的暗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清晰度涌动着，并通过“王冠”网络那几条仅存的、冒着极大风险的脆弱线路，传递到遥远的日内瓦。
内格鲁带来的最新情报，不再是模糊的暗示或需要费力解读的密码。代号“锻炉”的那位装甲兵少校，此次传递的信息简短、直接，甚至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信息明确指出，在布加勒斯特卫戍区以及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驻军单位中，一部分中级指挥官——营长、连长们——之间，在绝对隐秘和非组织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基于职业底线和人性良知的共同底线。这条底线就是：绝不让蒂米什瓦拉的悲剧在自己的防区、在自己手下重演。
“信息里提到了几种可能的‘消极执行’方式，”内格鲁的声音在安全屋的低沉光线里显得格外清晰，他逐字念出译电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接到明确开火命令时，以‘部队集结需要时间’、‘通讯线路故障’或‘需要进一步核实目标性质’为由进行战术拖延；在执行驱散任务时，严格限定使用非致命手段（如警棍、水炮，且水炮在严寒下会被刻意‘故障’），并‘意外’耗尽催泪瓦斯等消耗品；在部队向前推进时，指挥官会下令‘枪口一律朝上’或‘关闭武器保险’；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丢失’部分弹药的可能性。”
拉彼德伯爵深吸了一口冷气，仿佛能透过这些文字，触摸到那些无名军官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所需的非凡勇气。“这是一种……无声的兵变。”他低声说，“他们没有举起叛旗，没有发表宣言，但他们用行动，或者说用‘不行动’的预谋，阉割了独裁者最核心的暴力指令。这意味着齐奥塞斯库最依赖的、用以维持最后统治的枪杆子，其扳机已经锈蚀，扣不下去了！”
马约雷斯库补充了来自西方情报机构的佐证。他们的电子监听站注意到，近期罗马尼亚军方内部通讯中出现了一些“异常”。例如，某些部队在收到上级命令后，确认回复的时间明显延迟；一些关于“部队状态”或“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措辞变得异常模糊和程式化，似乎有意回避描述细节，特别是涉及与“人群控制”相关的内容。分析员的评估报告写道：“指挥链条的信道噪音显着增加，表明中下层执行单元出现了普遍的‘选择性执行’或‘创造性解读命令’的倾向。该军队作为政治镇压工具的可靠性和效率正在急剧下降。”
所有这些碎片信息，最终拼凑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罗马尼亚人民军，这支理论上应该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国家武装力量，其灵魂深处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高级将领们在权衡利弊，在观望风向，试图在沉船之前找到救生艇；而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则用他们沉默却坚定的方式，筑起了一道阻止屠杀再次发生的血肉堤坝。齐奥塞斯库政权坐在的不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之上，而是一个内部充满了易燃易爆气体，只等待最后一颗火星的炸药桶。
“这支军队，”米哈伊一世的声音缓慢而沉重，打破了房间内短暂的寂静，“正在从独裁者的工具，重新回归其‘人民军队’的本源。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起义，而是通过成千上万名普通军官和士兵，在各自岗位上做出的、充满风险的微小抵抗。这种‘沉默的动摇’，比任何公开的宣言都更有力量。”
然而，所有人都清楚，这种僵持状态是脆弱且不可持续的。军队的抵触情绪压制了齐奥塞斯库最极端的暴力选项，但并未能主动终结他的统治。政权依然控制着国家机器的大部分，特别是那仍然庞大而残忍的Securitate。那个能够引爆整个局势，促使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触发器”尚未出现。
这个触发器会是什么？是一次规模空前、决心更大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是齐奥塞斯库在绝望和愤怒中，下达某项超出军队底线、迫使部分单位不得不公开抗命的愚蠢指令？是某个关键军事单位（例如负责保卫党中央大厦或电视台的部队）的指挥官，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倒向人民的决定？还是外部某个决定性的事件，给了犹豫不决者最后的推动？
“我们现在能做的，已经非常有限。”内格鲁客观地指出，“‘王冠’网络的使命几乎已经完成。它成功地确认了军队的动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传递海外存在和支持的微弱信号，给了像‘锻炉’这样的人一丝道义上的鼓励。但接下来真正的行动，必须由布加勒斯特街头的人民和军营里的官兵们自己去完成。任何来自外部的、试图直接指挥或策动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危及我们那些深陷险境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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