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
如果你只看数据，或者只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一切似乎都在向好。我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最便捷的通讯工具，物质的丰裕程度是几个世纪前的帝王都无法想象的。从某种层面上说，一切都很美好，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在那个更隐秘、更关乎灵魂重量的层面上——几乎没有人觉得“美好”。
相反，我们感到一种下坠感。世界似乎正在分崩离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是一粒微尘，被巨大的、不可见的洪流裹挟。这种洪流的名字叫做地缘政治，叫做技术奇点，叫做气候危机，叫做贫富悬殊。面对这些宏大叙事，个体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
我们看着新闻，看着远方的战争和近处的困顿，心中涌起同一个声音：“我能做什么呢？这一切太大了，而我太小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航向。”
这种习得性无助，是现代人最大的精神瘟疫。
但今天，我想带你穿透这层无助的迷雾，去审视一个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的概念——道德运气”（Moral Luck），并告诉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懦弱的逃避。
我们需要先聊聊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曾悲伤地评价过一位名叫罗斯伯里伯爵（The Earl of Rosebery）的人。罗斯伯里才华横溢，出身高贵，具备成为伟人的一切素质。但他生不逢时。丘吉尔叹息道，这个人不幸生活在一个拥有大人物却只有小事件的时代（an age of great men and small events）。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种悲剧性的辩护，一种对怀才不遇的高级解释。
这恰恰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心理写照。我们暗自思忖：如果不生在这个平庸的、内卷的时代，如果我生在乱世，也许我也能成为英雄；如果我生在风口，也许我也能改变世界。但现在？现在只是垃圾时间。
我们认为自己缺乏“道德运气”。
什么是“道德运气”？简单来说，就是你恰好出现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从而有机会展现英雄主义，产生巨大影响。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巧发现能够改变世界的政府机密；
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有人落水的那一刻恰好路过岸边；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马可·奥勒留那样，生下来就是罗马皇帝，不得不面对帝国的危机；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杜鲁门那样，在1945年那样关键的历史节点被推上总统宝座；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马丁·路德·金或罗莎·帕克斯那样，身处1955年的风暴眼，被历史选中去领导一场运动。
我们在等待那个“被命运拍肩膀”的时刻。我们在等待那个宏大的背景音乐响起，然后我们再登场。因为没有等到，所以我们心安理得地选择了平庸。
然而，丘吉尔错了。或者是我们对丘吉尔的理解错了。
所谓的“小事件时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让我们看看罗斯伯里生活的那个所谓“平庸”的年代（1847-1929）。那真的只是喝喝下午茶、谈谈天气的年代吗？
在那几十年里，奴隶制依然在世界的许多角落猖獗；英国工厂里的童工和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被压榨至死；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充满了血腥和掠夺，却鲜有人质疑；爱尔兰问题像一把悬在英国政治头顶的利剑，无数政客绝望地认为无解；国家之间经常因为极微小的理由开战，成千上万的人如草芥般死去；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数百万人遭受虐待。
在那段被定义为“没有大事发生”的岁月里，有无数的东西等待被发明，无数的制度等待被改革，无数的不公等待被挑战。
罗斯伯里本可以做很多事。任何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做很多事。但他没有。他被“时代平庸”的错觉催眠了。
现在，看看镜子里的我们。
你觉得现在是“和平年代”？你觉得现在没有机会当英雄？
看看你的周围吧。一场刚刚过去、带走数百万生命的瘟疫（COVID-19）；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灾害；像神也像魔鬼一样逼近的人工智能（AI）；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幽灵回潮……
再把目光收回到你的身边：那些挨饿的人，那些需要第二次机会的人，那些孤独的老人，那些等待被领养的孩子，那些渴望导师指引的学生，那些充斥着腐败和低效的地方机构，那些职场中明目张胆的霸凌。
当然，我们对这些宏大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指点江山，转发文章，发表评论。
但问题是：你实际上在做什么？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真正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的规模，而是你是一个大写的人，还是一个渺小的人？你是一个勇敢且公正的人，还是一个懦弱且自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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