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第二次敲门
这次来的是胡风。他没有走正门，是从后巷翻墙进来的，身上沾着墙灰和露水。
“玉振兄，”他喘着气，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册子，“最新一期《新华日报》，社论版。”
贾玉振展开报纸。第三版右下角，有一篇不起眼的短文，标题是《论国际反法西斯文艺的统一战线》，署名“胡风”。但文章中间，嵌着一段用句读暗码写的话：
“莫斯科来电：苏联作家协会正式邀请贾玉振同志赴苏访问，共同研讨反法西斯文学创作。可安排经新疆入境，安全通道已打通。盼复。——萧三”
萧三是在苏联的中国作家，这邀请来自苏联官方。
胡风压低声音：“延安也传来了指示。伍豪同志亲自交代：贾先生若愿北上，可安排秘密交通线，经西安转赴延安。虽条件艰苦，但创作绝对自由，安全绝对保障。”
三份邀请：美国、苏联、延安。像三张通往不同未来的车票。
“风兄，”贾玉振放下报纸，“你觉得我该去哪？”
胡风沉默了很久。窗外，一只蝉在声嘶力竭地鸣叫，像在为这个闷热的夏天唱挽歌。
“我不知道，”他最终说，声音苦涩，“作为朋友，我希望你活着。作为同志，我希望你的笔继续战斗。但活着和战斗……有时候是矛盾的。”
他站起身，拍了拍贾玉振的肩膀：“玉振兄，你写《清除日》的时候，写马克·陈在泵房里点灯，说‘只要还有一盏灯亮着，长夜就不是全黑的’。
现在，你自己就是那盏灯。灯不能被风吹灭，哪怕要换个地方点着。”
说完，他匆匆离开，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
贾玉振坐在书房里，看着桌上三份无形的“邀请”：美国的蓝色签证、苏联的电报暗码、延安的秘密通道。三扇门，三个未来。
但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问过一个人。
他走出书房，在院子里找到了苏婉清。
她正在晾衣服，动作很慢，一件衬衫挂了三遍才挂好。
“婉清。”他唤她。
苏婉清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笑容：“谈完了？”
“婉清，”贾玉振走到她面前，握住她冰凉的手，“如果……如果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走，去美国，或者去苏联，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愿意吗？”
苏婉清的笑容僵在脸上。她看着丈夫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晾衣绳上的水珠滴落，在她脚边溅起细小的水花。
然后她摇头。
“我不走。”她说，声音很轻，但斩钉截铁。
“为什么？”
“因为希望基金在这里，传习所在这里，那些孩子在这里。”苏婉清抽回手，继续晾衣服，但肩膀开始颤抖，“我走了，这些就散了。而且……而且他们不会让我走的。”
“他们？”贾玉振心一沉。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这次来的车更多——三辆黑色轿车，车牌是市党部的。
严襄儒从第一辆车上下来，身后跟着四名穿中山装的随从。他今天穿得很正式：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脸上挂着标准的官场笑容。
“贾先生，苏女士，”他走进院子，拱手作揖，“冒昧来访，还请见谅。”
冯四爷想拦，但贾玉振摆了摆手。
“严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贾玉振语气平静。
“指教不敢，”严襄儒笑得更深了，“是来送‘喜讯’的。党部研究决定，鉴于贾先生在国际上的卓越影响力，特批您赴美进行文化交流。所有手续，党部都会全力协助办理。”
贾玉振和苏婉清对视一眼。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严襄儒话锋一转：“不过呢，希望基金和传习所是重庆文化抗战的重要成果，也是贾先生您的心血。
您这一走，总要有人主持大局。苏女士作为创始人之一，能力出众，深得民心，党部认为……由苏女士留守主持，最为合适。”
他说得冠冕堂皇，但意思赤裸裸：贾玉振可以走，苏婉清必须留下。
贾玉振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严主任，这是要拿我妻子当人质？”
“哎，贾先生言重了，”严襄儒连连摆手，“怎么能说是人质呢？这是工作需要，是党国对苏女士的信任。再说了，您去美国是进行文化交流，迟早要回来的嘛。苏女士在重庆帮您守着这份基业，等您回来，不是正好？”
“如果我回不来呢？”贾玉振冷冷地问。
“贾先生福大命大，一定会平安归来的。”严襄儒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有苏女士在重庆，您在美国也会更安心，不是吗？而且，有苏女士在这，还有希望基金的这些人，贾先生，延安还有苏联的路，恐怕不太好走吧？”
无耻。坦荡的无耻。
贾玉振握紧了拳头。苏婉清突然上前一步，挡在他面前。
“严主任，”她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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