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门回到兴安岭，已经是十一月中旬。第一场大雪落下，把山林、田野、村庄都盖上了厚厚的白被子。合作社院子里，陈阳下了车，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韩新月挺着已经显怀的肚子迎出来，眼圈红红的：“你可算回来了……这都走了半个多月了。”
陈阳赶紧扶住她：“外面冷，快进屋。你身子重，别着凉。”
屋里烧着热炕，暖烘烘的。韩新月给丈夫倒了热茶，又端来刚蒸好的粘豆包——黄米面做的，里面是红豆馅，还点了红点，看着就喜庆。
“尝尝，赵婶送来的，说是给咱们孩子祈福。”韩新月坐在炕沿上，看着丈夫狼吞虎咽。
陈阳确实饿了，在澳门那几天，天天吃粤菜，清淡，不抗饿。还是东北的粘豆包实在，一个顶一顿饭。
“孩子怎么样？”他边吃边问。
“好着呢，天天在肚子里踢我，”韩新月脸上洋溢着幸福，“前几天去县医院检查了，大夫说一切正常，让多补充营养。”
陈阳放下碗，轻轻摸了摸妻子的肚子：“辛苦你了。我不在，家里家外都靠你。”
“说这些干啥，”韩新月靠在他肩上，“你干的都是大事，救人，抓坏人。我帮不上忙，但也不能拖后腿。”
正说着话，院外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孙晓峰、杨文远、周小军他们听说陈阳回来了，都赶了过来。一进屋，孙晓峰就嚷嚷开了：
“阳哥，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咱们省城的买卖就要黄了！”
陈阳一愣：“省城买卖？什么买卖？”
杨文远接过话：“是这样。你不在的时候，省城有家国营饭店要改制承包，位置特别好，在中央大街，三层楼，能摆一百张桌子。我和晓峰去看过，觉得可以做咱们‘兴安野味饭店’的分店。”
“这是好事啊，”陈阳说，“怎么就要黄了？”
周小军气呼呼地说：“有人抢！省城有个叫‘东北王’赵四爷的，也看中了那地方。他放出话来，说那是他的地盘，谁敢碰，就打断谁的腿！”
赵四爷？陈阳在省城听说过这个人，是餐饮界的大佬，开了十几家饭店，黑白两道都有人，外号“东北王”，意思是省城餐饮业的土皇帝。
“他出价多少？”陈阳问。
“二十万，”孙晓峰说，“咱们最多能出十五万。但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赵四爷说了，就算咱们出三十万，他也有办法让咱们开不成。”
陈阳沉默了一会儿。省城市场他早就想进了，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有机会，却碰上这么个地头蛇。
“阳哥，要不……算了吧？”杨文远劝道，“省城水深，咱们人生地不熟，斗不过赵四爷这种老江湖。”
“算了？”陈阳抬起头，“为什么要算？省城不是他赵四爷一个人的省城，是所有人的省城。他能开饭店，咱们也能开。”
他站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这样，晓峰、文远，你们准备一下，明天跟我去省城。小军，你留在合作社，照顾好家里。”
“陈叔，我也想去！”周小军说。
“你留下，”陈阳拍拍他的肩，“家里不能没人。你爸在县武装部，万一有什么事，他能照应。”
安排妥当，第二天一早，陈阳带着孙晓峰、杨文远去了省城。同行的还有山田一郎——他在省城有朋友，能帮忙牵线搭桥。
省城哈尔滨，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松花江开始结冰，江面上漂着浮冰。中央大街两边是欧式建筑，路面铺着方石，走上去咚咚响。
那家要承包的国营饭店叫“松花江饭店”，就在中央大街中段，三层楼，俄式建筑，圆顶，拱窗，很有特色。但看起来年久失修，墙皮剥落，窗户破损，门口挂着“停业整顿”的牌子。
“就是这儿，”孙晓峰指着饭店，“位置没得说，左边是百货大楼，右边是电影院，对面是银行。一天客流量少说上万。”
陈阳绕着饭店走了一圈，心里有数了。这地方确实好，但问题也不少——房子太旧，装修得花大钱；国营饭店的员工要安置，都是铁饭碗，不好处理；还有赵四爷这个麻烦。
正看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三个人，打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貂皮大衣，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拄着文明棍。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一看就是保镖。
“哟，这不是兴安岭的陈老板吗？”胖子走过来，笑眯眯的，“久仰久仰。在下赵四海，朋友们给面子，叫一声四爷。”
这就是赵四爷。陈阳打量他——圆脸，眯缝眼，笑面虎的样子，但眼神很锐利，像刀子。
“赵老板，幸会。”陈阳不卑不亢。
“陈老板也是来看这块地的？”赵四爷用文明棍指了指饭店，“不瞒你说，这地方我盯了半年了。市商业局的王局长，是我把兄弟；工商局的李处长，是我表亲。陈老板要是感兴趣，我可以让给你，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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