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称臣，如同在紧绷的弓弦上稍松了一扣，让帝国上下都喘了一口气。然而，真正让徐光启眉头稍稍舒展的，并非这远在辽东的臣服，而是他在江南那场无声战役中，找到的一个或许能打破僵局的突破口。
江南的阻力并未因邸报公开与书信敲打而彻底消散，但确如徐光启所料，那无所不在的软性对抗出现了一丝裂痕。几位收到他书信的江南耆老，回信虽仍谨慎，却也流露出对“清丈确为均平赋役之本”的有限认同，甚至有人委婉表示愿“劝导乡里，依法行事”。与此同时，王化贞从苏州再次密报，称士绅内部因公开的进度对比和潜在的分化而出现了意见分歧，部分家族开始催促自家田亩尽快清丈，“以免落于人后，影响子弟科举考评”。
这微妙的转变，让徐光启看到了在规则框架内解决江南问题的曙光。他意识到，纯粹的强硬或怀柔都难以奏效，唯有将《考成法》的规则与利益捆绑，与士绅们最关切的家族前途直接挂钩，才能驱动他们从内部产生变革的动力。他开始着手细化针对江南的考核条目，将清丈进度与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当地士绅子弟参加科举的资格审查（需核实家族田产纳税情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然而，就在他专注于梳理这团乱麻时，一份来自工部军器局的特殊奏报，吸引了他的目光。奏报并非关于辽东火器，而是提请审议一份关于改进水力纺纱机、以期提高江南棉布产量的“格物”方案，附有详细的图说和效用测算。具名者，是如今在南京钦天监任职、却一直醉心于杂学研究的宋应星，以及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工匠。
若是往常，这类“奇技淫巧”之论，多半会被吏部或都察院以“无关国计”驳回。但徐光启不同。他本人便精通天文、历算、农政，深知这些“格物”之学于国于民潜在的巨大价值。他拿起那份图说，仔细研读，越看越是心惊。这改进若成，江南棉纺效率或可倍增，其利甚巨！
一个念头，如同暗夜中的火星，骤然在他脑海中迸发。
新政的根本，在于富国强兵。富国，不能仅靠“均田税”从内部挖掘，亦需开源。辽东之战已证明，强兵离不开坚船利炮，而坚船利炮，乃至民生百业的进步，皆需“格物”之学的支撑。赵宸当年能顶住压力支持孙承宗在辽东使用新式火器，他徐光启为何不能更进一步，系统性地倡导此风？若能以此为契机，将“格物”纳入朝廷正务，鼓励匠作革新，或许不仅能开辟新的财源，更能从另一个维度，冲击那些只知空谈道德文章、鄙薄实务的旧有观念，为新政注入更为坚实的“实学”根基。
他立刻想起了赵宸。那位老相虽已归隐，但其布局深远，对火器、军械的重视可见一斑。徐光启甚至回忆起，多年前与赵宸的一次私下交谈中，赵宸曾随口提及“泰西诸国，颇重匠作，其船坚炮利，非无因也”，当时他只以为是感慨，如今想来，或许早有深意。
一个更大胆的构想开始在他心中成形：何不奏请陛下，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或称“格致院”，专司天下格物之学的整理、研究、试验与推广？汇集如宋应星这般有志于此的才士，系统译介泰西有用之书，改良农具、器械，钻研火器、造船乃至天文历法……此事若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然而，兴奋之余，徐光启也冷静地认识到此议将面临的巨大阻力。设立新衙门，意味着新的权力分配和资源投入，必遭守旧官员激烈反对，斥为“变乱祖制”、“崇尚奇巧”。内廷宦官、乃至皇帝本人，对此等不能立竿见影带来享乐之事，恐怕也兴趣缺缺。
他将宋应星的奏报和图说小心收好，并未立即动作。此事需从长计议，需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或许……需要一份更具说服力的“成果”作为敲门砖。
他将目光重新投向江南的困局，心中却已种下了一颗不一样的种子。或许，打破江南士绅那绵密抵抗网络的，不一定是更锋利的政治刀刃，而是一股源自“格物”的新风，一种能创造实在利益、改变生产与生活模式的新力量。
数日后，徐光启以个人名义，给南京的宋应星回了一封长信。信中，他并未提及设立“格致院”的构想，而是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其改进纺机的设想，提出了几个技术细节上的探讨，并鼓励他“勿以俗见为囿，精研实务，其功未必在经义之下”。同时，他暗中指示王化贞，在苏州府内，为宋应星联络可靠的工匠和场地，提供些许便利，让这改进纺机的试验，能够悄悄进行下去。
星星之火，或可燎原。徐光启不知道这粒“格物”的火种最终能燃烧成怎样的景象，但他直觉地感到，这或许是继“均田税”、“考成法”之后，另一条能够真正夯实国本、开创“大明新乾坤”的道路。而这条路，或许能将江南的财富、天下的才智，引向一个更为广阔、也更具建设性的方向。
就在徐光启于朝堂与书房间，同时为江南困局与“格物”新思而奔忙时，千里之外的江南宅院里，赵宸也收到了关于徐光启近况与宋应星之事的密报。他看着密报上关于徐光启对纺机改进的关注与鼓励，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欣慰。
“徐华亭……终是看到了。”他放下密报，望向庭院中那株在春风中抽出新芽的古树。新政的根须，似乎正在向更深的土壤，悄然扎去。而时代的洪流，也在无人察觉的角落，悄然改换着方向。第五卷的故事，或许就将从这颗看似微弱的“格物”星火开始，燃成照耀一个时代的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