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道以工部、户部联合行文，经内阁核准的指令，悄然发往各省：着各地留心察访“可省民力、增民产之农器良法”，如有发现，详录其法，绘图说明，报部候核。指令措辞谨慎，权限模糊，更像是一次温和的“普查”而非强制命令，但它标志着，“匠作改良”的星火，终于获得了制度层面的、有限的“合法性”，开始向帝国最广阔的田野蔓延。
消息传到江南，宋应星激动不已。他收集的那些关于水车、秧马、乃至施肥、选种的零散记录，终于不再是私人爱好，而有了公之于众、惠及更多人的可能。他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整理工作中。
而在北京，徐光启独坐值房，摊开了那张写着“格致院”三字的纸。他提起笔，在下面补充了一行小字：“自匠作始，渐及农事、水利、军械、算学……汇通中西，经世致用。”
窗外的春风吹动帘幕，带来一丝暖意。他知道，旧有的轨道依然坚固，列车的转向缓慢而艰难。但新辙已现，星火已燃。从江南的织机到天下的农具，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追随，从帝王的默许到制度的微小松动……一股迥异于过往空谈清议、重视实利实效的“新风”，正裹挟着精铁齿轮的微响与田野稻谷的清香，在这古老帝国的肌理中，悄然渗透，渐成燎原之势。属于“大明新乾坤”的序章，在无人高声宣告的平静中，已然翻开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