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与宋应星在江南的足迹，如同勤勉的工蚁，悄然穿梭于织坊、染局、船坞乃至田间。他们手持徐光启默许的“调研”名目，拜会的对象从谨小慎微的官营管事，到手艺精湛却大多沉默寡言的老匠人，再到少数对“新奇机巧”感兴趣的乡绅子弟。收获是零碎而庞杂的：一张被油污浸透的旧织机改进草图，几句关于如何淬火才能使犁头更耐用的口诀，一段老船工对某种帆索滑轮省力装置的模糊描述，甚至还有一本不知从何流入、字迹歪斜却绘有奇怪杠杆与齿轮的残破手抄本（后来李之藻疑心与泰西传来的粗浅力学有关）。
宋应星如获至宝，在暂居的陋室中，于昏黄油灯下，将这些散碎的信息逐一誊录、分类、尝试配以简图说明。他的笔记日益增厚，分门别类，渐成体系，虽仍显粗陋，却已远非口耳相传的模糊经验可比。李之藻则发挥其算学所长，试图将一些改进带来的效率提升或损耗降低，折算成可能的钱粮数目。他们一个重“理”，一个精“数”，配合日渐默契。
然而，阻力如影随形。他们的行动虽低调，但在江南这方利益交织紧密之地，仍难免触动某些神经。为老匠人记录口诀，可能被其雇主视为“窃技”；探访某些与特定家族产业相关的改良装置，会引来警惕的盘问。流言并未止息，只是变得更加具体和阴险：“那两个京里来的官，四处打探各家秘法，怕不是要夺了咱们江南的饭碗，去讨好皇上！”“听闻他们还私藏番书，恐与海外有染！”
压力之下，进展难免迟滞。更让李之藻忧虑的是，随着收集的技艺越多，他越发感到，许多关键难题的解决，已非现有经验传承所能突破，需要更根本的“格物穷理”之学。而这类学问，在中土往往被视为“末流”，甚少系统着述。
他将这些困境与思考，连同部分整理出的、最具推广潜力的技艺目录及粗略效益估算，一并写入密报，送往北京。
文渊阁内，徐光启读着李之藻的汇报，心情复杂。他欣喜于江南确有宝藏，也看到了系统整理与推广的紧迫与价值，但更清晰地认识到，若无更高层面的认可与支持，若无专门机构持之以恒地投入，单靠李之藻、宋应星等人零敲碎打，甚至依靠他徐光启个人在朝中勉力维持，这些星火终难燎原，甚至可能随时熄灭于无形。
皇帝的默许口谕是东风，但还需要一艘能借风远航的船。他再次将目光投向抽屉里那份写着“格致院”的蓝图。是时候，尝试为这艘船，勾勒出第一份正式的图纸了。
这一次，他没有再写泛泛而谈的条陈。他结合李之藻的汇报，尤其是那份“技艺目录及效益估算”，撰写了一份全新的奏章。奏章的核心，不再是单一的纺机，而是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构想：
“为增国用、厚民生、聚巧技、防流失事”。他开宗明义，指出江南百工技艺浩繁，然多散佚私藏，或因人亡技绝，或固步自封，难以广利天下。朝廷虽有工部，然职司营造、物料，于“劝课匠作、改良器械、传播良法”之事，并无专责。致使许多省力增产出之巧法，埋没民间，甚为可惜。
接着，他笔锋一转，以苏松纺机试点成功为例，证明“器械之改良，实为开源节流之一大端”。然后，他列出了李之藻初步整理的、其他数项颇具潜力的改良方向（如提花机、缫车、水轮灌溉器具等），并附上了极为保守的效益预估。
基于此，徐光启正式提出了他的建议：
“伏请陛下于工部之下，特设一‘技艺稽研推广局’（他避开了‘格致院’这个可能过于扎眼的名字），专司下列事宜：
一、稽考天下百工技艺之成法，无论官私，择其利国利民者，记录图谱，阐明理法，刊印成册，颁行各地有司参考仿效。
二、招募通晓算学、匠作之实学人才，专事研讨器械改良之道，于京郊或江南择地设场，试制新器，验明实效。
三、酌情译介海外番邦有益之图籍、技法，以资借鉴。
四、督察指导各地官营作坊推行已验明之良法巧器，并考核其成效。”
他特别强调，此局“初设规模宜小，人员贵精不贵多，钱粮所费，可先从各试点增益之利中酌量提取，务求以技养技，不增国库重负”。最后，他恳切陈词：“此非为好奇尚异，实乃固本培元、藏富于民之切要。使巧者得其用，技者传其法，则器物日精，产出日增，国用日饶，此盛世之基也。”
奏章写罢，徐光启又反复修改，确保每一句都有依据，每一个请求都显得克制而务实。他将“格物致知”的大道理，深深埋藏在“增国用、厚民生”的实际诉求之下。
奏章再次送入宫中。这一次，它没有立刻得到回应。司礼监似乎也对此等涉及机构新设的敏感议题格外谨慎，票拟迟迟不下。
徐光启知道，关键的较量在无声处已然开始。他不动声色，只是通过可靠渠道，将奏章中关于“技艺稽研”可带来的具体效益部分（尤其是那些诱人的数字），巧妙地透露给与内廷采办、皇帝近侍有关联的官员知晓。同时，他指示李之藻，在江南继续扎实做事，务必确保现有试点成效稳固，并可“偶然”让一两种简单易行、效益明显的小改良（如某种更省力的纺麻工具）在官营作坊中小范围流传开，用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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