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太大了。大到能装下三百个旁听者，大到穹顶上的水晶灯像一片倒悬的星空，大到一个人的声音要穿过空气、被墙壁弹回来、再弹回去、直到变成很轻很轻的余音，才能从最后一排抵达第一排。他坐在被告席上，椅子是木头的，很硬，坐上去没有声音。他的前面是法官，法官很高，穿着黑袍，坐在一把更高的椅子上。他的左边是检察官，右边是辩护律师，身后是旁听席。那里坐着他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他们看着他，他也看着他们。
他想起小时候。七岁那年，他站在家门口，看见母亲蹲在院子里，用袖子擦嘴角的血。血擦掉了，又流出来。擦掉了，又流出来。他站在那里，不敢过去，不敢说话，不敢动。他怕他一动，那个打母亲的人就会从屋子里冲出来，一脚踹在他身上。他怕疼，更怕在母亲面前哭。母亲哭了，他不能哭。他哭了，母亲会更难受。
他闭上眼睛，睁开。法官在看他，检察官也在看他，书记员低着头，笔在纸上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虫子在爬。辩护律师侧过身，低声对他说：“最后陈述。你准备好了吗？”他点了点头。律师转回去，坐直了。
法官敲下法槌。声音不大，但整个法庭都安静了。
“被告人，请做最后陈述。”
他向后靠进椅背。这个姿势他练过，在脑子里练了无数遍。他以为这一天来的时候，他会激动，会愤怒，会像电影里那样拍着桌子大喊“他活该”，会把那些憋在心里二十三年的话一口气倒出来，像倒一桶水。但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累，一种从七岁开始积累的、攒了二十三年的、渗进骨头缝里的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活了三十年，有二十三年在恨，恨够了，恨不动了。
“没错，是我杀了他。”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外卖单。事实上，这句话确实在他心里说过很多年，只是以前主语是“他”，宾语是“那个人”——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最后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断骨刺进肺里，救护车来得太晚，来不及了。他从工地上赶回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母亲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脸白的，嘴唇白的，手也是白的。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指，凉的，硬的，像冬天的石头。
“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他继续说，语速不急不慢，像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旧事。“最后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断骨刺进肺里，救护车来得太晚。”他停了。“她死了。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工地上搬了三个月的砖，不知道家里出了事。打电话回去，没人接。打给邻居，邻居说，你妈住院了。我问哪家医院，邻居说，不知道。我请了假，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转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走了四十分钟的路，到家的时候，门锁着。我翻墙进去，屋里没有人。”
检察官站起来。“这不能成为你杀人——”
他看着检察官，又看看法官。然后抬起左手，随意搭在扶手上，手背向上，五指自然垂着。那姿态不像在受审，倒像是在审视，像一个终于坐到裁判席上的人，低头看着场上还在奔跑的选手。他没有打断检察官，等检察官说完了，才开口。
“我用了榔头。”他说。“三下。”
他竖起一根手指。“第一下，因为他打我母亲。”说完停了一下，又把第二根手指竖起来。“第二下，因为他毁了我妹妹。”第三根手指竖起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手指悬在半空，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
“第三下……”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只是肌肉的一个习惯，“因为我想知道，一个打了别人十五年的人，自己挨打的时候，会不会叫。”庭里有人吸了一口气。他没有理会。
“他会叫。”他像在确认一个实验结果。“和所有人一样。”他的手指落下来，重新搭在扶手上。
“你们听完还要我忏悔吗？”他忽然笑了。很短，笑声在法庭里回荡了一下，然后被墙壁吃掉。笑容收走的时候，他的脸冷了下来，声音忽然大了——“我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应该更早动手。在他第一次举起手打我母亲的时候。”
法庭死寂。
法官沉默了很久，久到法庭角落里有人换了坐姿，椅子发出一声轻响。最终法官开口了，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波澜。
“感谢你的陈述。但不好意思，今天审理的案件，是你家暴你的妻子。”
他愣住了。
不是比喻，是真的愣住了。他的身体没有动，但他的脑子停了，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被人拔掉了电源。他看着法官，法官也看着他。法官的眼睛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同情，没有好奇，只有一种在无数个案件里被重复过无数次之后沉淀下来的、不会起任何波澜的注视。这种注视他见过，在殡仪馆里，那个给母亲整理遗容的人，也是这样看她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