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塔接过文件，快速浏览。她的专业是艺术犯罪，但对财务文件也有基本判断力。“这些报表……看起来像那么回事，格式、术语都符合大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常见做法。但是……”她指着几处数据，“这里的关联方交易定价，偏离行业公允价值有点多，虽然可以用‘特殊商业安排’解释。还有这里，资金流出的银行流水号段，似乎太‘整齐’了，像是批量生成的。”
“你觉得是陷阱？”施密特问。
“太巧合了。”玛塔放下文件，“我们刚启动‘鼹鼠’程序，寻找内部突破口，就有一个‘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主动递上涉及敏感地区（缅甸北部武装冲突区）的‘罪证’？而且是通过一个我们并不完全信任的中间人（‘安德森’已被标记为情报贩子）？”
施密特在办公室里踱步：“我也怀疑。但万一是真的呢？如果陆沉真的涉足冲突地区的资源掠夺，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将成为我们申请更广泛调查权限（包括通讯监听、国际通缉）的强力借口！甚至可以绕开那些烦人的金融监管障碍，直接以‘涉恐’或‘涉战争罪’名义，冻结其核心资产！”
他的声音带着兴奋。追查陆沉这么久，始终在金融和文物走私的圈子里打转，对方防御严密，法律团队强大。如果能找到其涉足武装冲突或反人类罪的证据，那将是决定性的突破！
“埃里克，冷静。”玛塔提醒，“这很可能是个诱饵，目的就是让我们把宝贵的资源和注意力，从真正的核心——那些特殊原材料采购和隐秘研究——转移到更容易查证但也更容易被误导的‘传统犯罪’领域。别忘了‘雾影’计划的教训。”
施密特停下脚步，看着玛塔：“那你的建议是？”
“双线并行。”玛塔提出方案，“第一，对这份‘缅甸证据’进行表面查证。派一组人去新加坡，接触那个‘吴文辉’，核实身份，试探真伪，但不必投入核心力量。同时，公开向缅甸政府发出协查请求——这会打草惊蛇，但如果真是陷阱，对方会急于弥补漏洞，反而可能露出马脚。”
“第二呢？”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继续我们原有的‘鼹鼠’渗透，目标不变：香港的法律金融界、陆氏合作的研究机构、以及……”玛塔压低声音，“我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个独立审核委员会，最近在复核一项由‘普罗米修斯基金会’（陆沉刚设立的那个）资助的高能物理实验的伦理和安全问题。基金会派去接洽的人，是个名叫‘索菲亚·陈’的华裔女科学家，背景干净，但行踪神秘。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突破口，了解陆沉对尖端基础科学的真实兴趣所在。”
施密特思考良久，最终点头同意。玛塔的方案更稳健，既不错过可能的突破，也不轻易被牵着鼻子走。
然而，他心中那股对“决定性证据”的渴望，却并未完全平息。他暗中指示前往新加坡的调查小组，不仅要接触吴文辉，还要设法从缅甸当地入手，尝试逆向追踪那几笔八千万美元的资金，看看是否能找到真实的接收方。
这个决定，正中“捕蝇草”计划的下怀。
缅甸，仰光，以及更北部的混乱地区。
国际刑警通过正式渠道发出的协查请求，在缅甸官僚系统中缓慢流转，最终落在了仰光警察总局一位名叫梭温的副局长桌上。梭温副局长以“善于处理国际事务”和“收费合理”而闻名于某些圈子。
几乎在同一时间，梭温的私人账户，收到了一笔来自新加坡某“贸易公司”的五万美元“咨询费”，附言是“关于贵国北部地区商业环境的了解”。
紧接着，一位自称“吴文辉同事”、担心其安危的“说客”，拜访了梭温，暗示如果警方在调查中能“侧重”于核实那几笔流向“克钦邦玉石矿”的资金，并将调查结果“适度”公开，后续还会有“酬谢”。同时，“说客”还提供了几条“线索”，指向克钦邦几个确实存在、但与陆氏毫无瓜葛、且背景复杂的玉石矿和木材公司。
梭温副局长心领神会。国际刑警要查，本地“朋友”给钱给线索，还暗示了后续好处。这笔买卖，怎么做都不亏。
于是，仰光警方“积极”配合调查，很快“发现”了那几笔资金流入的“痕迹”，并“确认”接收方是克钦邦某武装派别控制下的几个空壳贸易公司。调查报告写得详实而模糊，既指出了资金流向与冲突地区的关联，又无法最终确认资金的实际用途和受益方——因为那些空壳公司早已人去楼空，线索断在武装控制区边界。
这份报告被迅速提交给国际刑警。
与此同时，施密特派往新加坡的小组，也“顺利”接触到了吴文辉。吴文辉演技精湛，在安全屋里显得惊恐而矛盾，他承认提供了报表，但坚称自己只是对公司部分业务感到不安，并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他请求警方保护，并暗示自己还知道更多，但需要绝对安全保证和“适当补偿”才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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