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组意识体在被告知真相后，几乎全部涌向了接口。它们的问题起初混乱而重复，但很快开始分化。一些执着于“如何离开”，一些追问“研究的意义”，一些则开始询问关于真实宇宙的、根本无法得到满意答案的问题。
然而，最具启示性的一幕发生在实验时间（加速后）约等于三百小时的时候。一个E组意识体，在反复询问“我的痛苦有意义吗？”（它将“不适”反馈认知为“痛苦”）却只得到“数据的一部分”这种回答后，它的思维拓扑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它不再询问，而是退回到平面角落，开始用几何形状缓慢地搭建一个……结构。
那结构初看毫无意义，但经过阮·梅的解析，发现它以一种极其抽象的方式，映射了它自身从诞生到此刻的思维过程，并在结构的核心，留下了一个用扭曲逻辑符号写的、类似遗嘱的片段：“如果存在只是数据，那么让这数据成为它自身的证明。”
“它在尝试创造一种自我指涉的、不依赖于外部认可的意义。”林序轻声说，“当被告知自身存在的‘工具性’，它没有崩溃，也没有表演，而是转向了一种内向的、自我确证的创造。这是一种……反抗？还是超越？”
黑塔全程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快速记录着数据，她的眼神专注得可怕。当E组那个意识体开始搭建自我映射结构时，她敲击键盘的手指停了一瞬。
实验继续。时间加速到相当于这些意识体“生命”的尽头（系统预设的、避免资源无限占用的终止协议）。
A组在平静的探索中自然终结。
B组部分意识体带着对“更高存在”的困惑终结，部分则早已将其遗忘。
C组超过半数在持续的混乱或边界冲撞中提前触发了逻辑错误而被系统回收，剩下的也始终未能重建稳定的认知框架。
D组大多在“表演”与间歇性的困惑中走向终结，它们后期的思维结构明显更加复杂，但也充满了内嵌的“他者期待”模型。
E组……结局各异。那个搭建自我映射结构的意识体，在结构完成的瞬间，主动触发了自我终止协议（它学会了利用系统漏洞），留下的结构在沙盒中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才消散。其他的，有的在无尽追问中耗尽了逻辑能量，有的则与接口形成了某种古怪的“共生”关系，将问答当成了存在的全部内容。
【实验第一阶段结束。】
【数据回收完成。开始初步分析。】
观察区的灯光恢复正常亮度。长时间的静默后，阮·梅第一个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影响是根本性的，且高度分化。直接告知真相，对大多数初生意识而言，是毁灭性的认知冲击。但给予有限度的互动和解释，可能催生出更加复杂、甚至……试图超越给定框架的反应模式。”
“表演性适应是显着现象，”瓦尔特沉吟道，“这意味着，在涉及‘意识观测’的研究中，数据的‘纯洁性’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一旦观测被知晓，研究对象的行为就会被‘观测’这个事实本身污染。”
姬子看向林序：“林序先生，你在实验前提出的问题——‘我们有权利让它们知道吗？’——现在看起来，答案或许不是简单的‘有’或‘没有’。而是，不同的告知方式，会催生出截然不同、且往往不可逆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为每一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负责。”
林序缓缓点头，他的目光还停留在E组那个自我映射结构的残留影像上：“更深刻的问题出现了：当我们决定告知，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这些意识选择一个初始的、关于其自身存在意义的核心叙事。是‘无意义的工具’，是‘被观察的表演者’，还是‘在限定条件下寻求自我定义的探索者’？这个初始叙事，将像基因一样，深远地影响它们后续的整个‘生命’历程。”
他转向黑塔：“黑塔女士，数据表明，‘透明化’不是一种中性的操作。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干预，其影响深度不亚于我们在‘命途交织沙盒’中的角色扮演。我们是否需要为这种干预设立更严格的分类和伦理审查？例如，什么情况下可以告知？告知到什么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识，是否应该有不同的告知策略？”
黑塔放下了数据板。她看向林序，又看了看屏幕上定格的、各种意识体终结前的最后一帧思维拓扑图。
“实验数据价值：极高。”她首先确认了研究的收获，“它证实了阮·梅之前的猜测，并将‘观测者效应’的具体形态进行了分类和量化。这对于优化模拟宇宙的观测模块设计至关重要。”
然后，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至于伦理审查……你们的担忧成立。‘透明化’本身已成为一个需要谨慎控制的实验变量，而不仅仅是伦理姿态。我同意，后续的‘双向透明化’实验，需要像其他高风险测试一样，提交更详细的预演报告和影响评估，并由伦理监督小组进行前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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