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都不敢喘。
孙德才坐在办公室里，手指攥着那份名单。他的手抖得厉害。
名单上那些人，一个一个被带走，一个一个被约谈，名字后面打勾的越来越多，空着的越来越少。
每划掉一个，他的心就紧一下，像有人拿绳子勒，一下一下收紧。电话响了。他没接，也不敢接。
那是刘建国打来的，上午从纪委谈话室出来打的。他在电话里哭，说孙县长你可要救我。
孙德才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没有接。电话断了，隔了几分钟又响了。
这回是王德利，声音沙哑，说他全交代了。孙德才还是没接。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像催命符。他把电话线拔了，拔了还不够，把听筒从座机上扯下来，搁在桌上。办公室终于安静了。
赵铁柱来过他办公室一次，没进来，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就走了。那一眼比刀还快。孙德才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砖上，脚步声凌乱。
他知道自己救不了他们，钱是他收的，字是他签的，会是他开的。那些政策、那些文件、那些红头印章，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李南夏在前面冲，他在后面盖章。
没有他，王家庄那块地拿不到，那些石油挖不出来，那些村民赶不走。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他盯着窗外那盏路灯，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街道。他的手指在窗台上敲着，一下，两下，三下。
那声音像钟摆，像倒计时，像在数着他还剩几天。那笔账算得太清了，从林峰的腿到马德胜的十年，从赵国良的落网到钱国栋的本子。一笔一笔，一条一条，一根一根。该谁还，该还多少，一点不差。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电话线还拔着，听筒还搁在桌上。他盯着那部沉默的座机，想知道下一个电话会是谁打来的。
纪委的，通知他过去谈话；或者是李南夏，求救；或者是王建军，告诉他轮到他了。电话没有响，座机沉默，可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砰、砰、砰，像打鼓，像催命，像在倒计时。他的腿发软，手撑着窗台。
孙德才盯着那盏灯，他知道那扇门迟早会被人推开，那只手迟早会搭上他的肩膀。他在等。怕等，又怕不等
孙德才拿起电话，拨通了李南夏的号码。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没人接。他挂断又拨，还是没人接。
李南夏不接电话，从赵国良被抓的那天起就不接了。
他握着话筒听着嘟嘟嘟的忙音，那声音像刀子，一下一下剜在他心上。他把电话挂了，手还搭在话筒上没有移开。
跑了，李南夏跑了。他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让他一个人扛。那些钱、那些签字、那些红头文件，全是他经手的。
李南夏跑了，孙德才怎么办？他把话筒放下，手指还搭在上面。他得跑，不跑就是死路一条，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把护照翻出来。护照是老早办的，一直没用过，封皮上落了灰，边角卷了。
他翻开看了看照片，那是几年前拍的，头发还是黑的，脸上的肉还紧实。他把护照塞进包里，又从抽屉里翻出现金，几摞红彤彤的钞票。
他数都没数，一把一把塞进包里。银行卡拿了几张，塞进包的夹层。
孙德才把包拉好，拎在手里掂了掂。分量不轻，够他在外面活一阵子了。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手搭在门把手上，正准备开门。有人敲门。三下，不轻不重，很有节奏。
他愣了一下，问了一声是谁。外面没有人回答，他以为听错了。正要拉门，又敲了三下，还是那个节奏。
他攥着门把手，指节泛白，心跳得厉害。他站在门后面，手攥着包带子，攥得指节泛白。不敢开门，也不敢问。站在那扇门后面一动不敢动，像一只被人堵在洞里的老鼠。
又过了好一会儿，门外没有动静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孙德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腿一软靠在墙上。后背的冷汗把衬衫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
包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护照从包里滑出来，照片朝上，那张年轻的脸在灯光下笑着。
他弯下腰捡起护照塞回包里，拉好拉链。门外的脚步声没了，那些人走了。他知道他们还会来，迟早会来。
孙德才赶紧把包拎起来攥在手心里，包带子勒得他手指发紫。他深吸一口气，正要拉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门板撞在墙上，闷响了一声，墙皮簌簌往下掉。
孙德才退了好几步，皮鞋在地砖上打滑，差点摔倒。赵铁柱走进来，军装笔挺，，目光冷得像冬天的冰碴子。
他看着孙德才那张惨白的脸，嘴角动了一下。“孙县长，想出门？”孙德才的腿一软，包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拉链崩开了。
现金从包里滚出来，红彤彤的钞票散了一地，护照也掉了，照片朝上，那张年轻的脸在灯光下笑着。银行卡从夹层里滑出来，落在那摊钞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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