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缨牧场作为最初的集体模式试验田，为烈奇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这套模式的核心就是由一线工人选拔管理层，以小组会议、大队会议的方式鼓励所有工人参与管理，商议、制订动态的管理办法。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避免了传统管理上，空降领导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
并且通过激励工人的参与管理，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生产积极性。
当然缺点也很明显。
一来，需要一线工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二来，如果缺少一个可以服众的工人干部，会议很难讨论出结果，会浪费掉大量时间。
第一个缺点会随着工人会推行的文化教育课，逐步得到解决。
至于第二个缺点，烈奇的解决办法，就是每季度从一线先进工人中选拔劳动模范，给予极高的社会荣誉，树立可以服众的工人标杆。
创造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充满安全感的环境。
把人心从贪图私利，向着“劳动最光荣”的方向扭转过来。
劳动模范，也将是未来无产街机掌权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对抗资产街机复辟的政治力量。
现在合营企业大致也可以看成是两支大号的工队和农队，烈奇将长缨经验先进行推广，然后在实践中根据情况再逐步修改出适合本地的管理方案。
这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
风暴一旦来临，大海便会汹涌不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轻易不会停止下来。
在合营企业正如火如荼改造私有企业时，置身事外的华工圈子受到这一系列量变影响，也终于产生质变了。
大量华工聚集在码头，没有大声抗议和示威游行，只是集体跪坐，拒绝上工。
这番举动，惹怒了海运公司和渔业公司。
要知道这类公司雇佣要么是高薪工，要么是华工，几乎不受工人会影响，在蒙特雷内部自有一片小天地，依旧保持着资本家的蛮横姿态。
他们派出工人打手，挥舞着棍棒殴打华工，大量华工被打伤，逃亡出码头，在街道上哭泣、游荡。
此事立刻惊动了工人会，烈奇第一时间收到了先锋工人对此事的调查报告。
原来这些华工并没有造反的意思，只是遵循五千年文明的传统习俗，向企业的老爷们恭恭敬敬、尊卑有序地发起“万民请愿”。
所谓万民请愿，即我们老百姓给各位老爷下跪磕头了，请你们可怜可怜我们，给一条活路吧。
但文化有代沟，这些洋人看不懂这种温和请愿，被那么多人下跪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反而因为华工们阻碍了道路、耽误了工时，以为他们是在罢工搞破坏。
二话不说，就操起棍子把人往死里打。
而在这场惨剧中，代表华人利益的中华楼，以及捐了个港务官职位的华无缺，却从头到尾没有现身。
至于为何华工会搞万民请愿，跟华工税引发的劳资矛盾有一定关系，但主要矛盾还是在于一场船票诈骗。
之前的白人暴动，市政为了缓和矛盾，对暴动目标的华人群体加征了重税。
在如此的苛捐杂税下，本地华工连维系生活都万分艰难，更遑论存钱返乡的目的。
这时有人开始鼓吹三藩市的华人天堂，并向本地华工兜售高额的船票。
同时火车站对华人禁票，华工想要前往三藩市，就只能从海路过。
一些有钱的华商买了票先走了，但华工显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时候中华楼旗下的华人会馆出现了。
他们为华工们提供预留船票的按揭服务。
原本八块的船票，只要在他们这里签下借贷合同，就能以五块钱买到手，交两块钱首付，剩下三块钱每个月按揭五十分，分六个月还清。
不过到手的是预售船票，要等次月才会发船。
华工们买不起全款船票，自然一窝蜂走按揭，买票花，两块钱虽然不少，但是过去工作多少有点存款，咬咬牙还是拿得出来的。
背了贷款，就相当于有了未来的希望。
他们无不赞美中华楼的义举。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说好的船票却没有兑现。
他们跑去找借贷的会馆，会馆称他们只负责贷款，船票的事归海运公司管，和他们无关。
于是他们又去找海运公司，一开始海运公司的负责人还会稍微解释一下，说什么船次安排不出来，要等下个月。
可是一月复一月，说好的船始终未到，到后来海运公司干脆不搭理他们了，会馆负责人也避而不见。
之前的白人暴动导致大量华工失业，大部分华工都涌进了码头做搬运。
岗位竞争下，使得计件的搬运费一降再降，加上华工税压得华工们喘不上气。
现在船票没有到手，会馆每个月还从他们仅剩不多的工钱里划走五十分。
日复一日的剥削压迫，希望在一次又一次的咨询中破灭，哪怕五千年考验的牛马基因也遭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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