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琴凑过来看了一眼，在白板上找到了一个更小的字，写在白板边框的金属条上，小到几乎看不见：
“十人满。沈。”
十人满。沈文渊要凑齐十个人？还是十本书？还是十个什么？
林涵把这些信息全部存入脑海，像往硬盘里存数据一样，分门别类，打好标签。
他现在脑子里已经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1987年沈文渊接触默书生手稿→开始仪式→1987年4月借《默生诗稿》未还→被“处理”→1992年死亡→成为规则执行者→之后持续有人死亡→到现在，至少十一人。
但“还差三个”是什么意思？如果到陈光已经是第十一个，那早就超过了“十个”。除非——陈光不算在“十个”里。陈光是在沈文渊死后才死的，而“十个”是沈文渊生前定下的目标。
沈文渊生前要凑齐十个什么？祭品？还是同谋？
走廊尽头是员工休息室。门没锁，推门进去，房间比馆长室大一些，摆着几张行军床、一个铁皮柜、一张折叠桌。墙上有挂钟，钟停了，指针指在八点十二分。
铁皮柜里放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灰布中山装——和沈文渊身上穿的一模一样。还有一个搪瓷脸盆，盆底印着红色的“奖”字。几本旧杂志，一本《新华字典》，一副老花镜。
这些东西都很普通，普通到让人忘记这是一座鬼域。但最不普通的东西在折叠桌的抽屉里。
李芸拉开抽屉，里面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张敏华同志亲启”，没有邮票，没有邮戳，不是寄的，是放的。
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横线信纸，抬头印着“雾隐镇图书馆”的红字。字迹是沈文渊的，和笔记本里的一样，硬笔书法，笔锋很重。
林涵轻声读了一遍，声音控制在只有身边几个人能听到的程度：
“敏华同志：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你一直在劝我，说我最近不对劲，说我应该去看看医生。但你没有理解，我没有病。我只是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找的东西。
这座图书馆不只是房子和书。它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等一个人，一个愿意为它付出一切的人。我愿意。
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了之后，这座图书馆变成一个嘈杂的、吵闹的、没有人尊重的菜市场。你记得吗？去年那个读者在阅览室里打电话，打了四十分钟，声音大到整个二楼都能听到。我去提醒他，他骂我是‘看门狗’。
我不怪他。他只是不懂。但我要让所有人懂——图书馆不是菜市场。图书馆是神圣的地方。安静是最基本的尊重。
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一个让所有人永远保持安静的办法。
不要找我。不要为我难过。如果你以后在图书馆里听到脚步声，不要回头。那是我。我在巡逻，在守护，在做我该做的事。
替我照顾好那些书。特别是那七本。不要打开它们。不要。
沈文渊
1992年2月14日”
信读完了，走廊里安静了几秒钟。
王大勇打破了沉默，他用气声说：“这人是个疯子。为了安静，把自己弄成了鬼？”
“他不是疯子。”林涵说，“他是偏执狂。偏执狂和疯子的区别是，偏执狂的逻辑是自洽的。在他的世界里，图书馆的安静比他的生命更重要，这个逻辑没有漏洞。所以他的行为是理性的——从他的价值观出发，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合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苏琴问。
“继续探索。”林涵说，“时间还早。”
他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两点十五分。距离闭馆还有将近六个小时。
六个人继续在三楼转了一圈。除了馆长室、财务室、会议室、员工休息室，还有一间杂物间和一间厕所。杂物间堆满了旧桌椅、坏掉的书架和成捆的旧报纸，厕所的水龙头拧开后没有水，只有生锈的铁锈味从管道里涌出来。
没有地下室入口。通往地下一层的门在一楼。
他们下到二楼，又仔细检查了一遍。二楼除了大阅览室和地方文献室，还有两间小房间——一间是“装订室”，里面放着订书机、胶水、裁纸刀之类的工具；另一间是“馆长接待室”，比馆长室小，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幅雾隐镇的老照片。
李芸对那些老照片很感兴趣，凑近了仔细看。照片拍的是八十年代的雾隐镇——石板路、老房子、街边的小店。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图书馆门口，门头上挂着“雾隐镇立图书馆”的牌匾，牌匾下面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军绿色的大衣，双手插兜，看着镜头笑。
照片下面的标签写着：“1983年冬，沈文渊在图书馆门前。”
这就是沈文渊活着时候的样子。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头发浓密，眼神清亮，笑容温暖。不是那个歪着脖子、全黑眼睛的鬼，不是那个在信里写下“我会让所有人永远安静”的偏执狂，而是一个普通的、爱书的、有点理想主义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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