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远道的点拨下，谭弘毅的学习很快步入正轨。
他不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地从基础开始，重新精读《四书章句集注》，逐字逐句地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
在诗赋方面，他也不再满足于简单模仿，而是深入研究唐诗宋词的创作规律，力求在格律中展现个性。
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他的策论中。
虽然仍然关注实务问题，但更加注重以经义为根基，引经据典而不失新意，务实创新而不违圣贤之道。
一个月后，冯远道再次来到书院，看到谭弘毅的进步，欣慰地说：这才是我期望看到的谭弘毅。既有经世之志，又不失书生本色。
夜幕降临，谭弘毅在灯下苦读。
……
夏末的岳麓书院，本该是蝉鸣悠远、竹影清幽的读书胜地，此刻却隐隐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
一封来自京城的加急信函，由冯远道学政的亲随陈主事亲自送至谭弘毅手中。
陈主事面色凝重，屏退左右后，方才压低声音道：“子恒，京城风向有变，你需早做准备。”
原来，月前朝堂之上，一场关于是否“有限度开海禁”的激烈争论，以南方务实派官员的暂时失利告终。
主张“开海”以通商裕国的几位官员受到申饬。
失利的一方，尤其是其中一些以“清流”自居的御史，心中愤懑，竟将怨气迁怒于整个南方倡导“实学”、“经世致用”的风气。
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强调功利、质疑陈规的思潮，动摇了朝廷的根本，助长了“离经叛道”的言行。
“他们需要找一个靶子，来证明‘实学’之害，而你，谭子恒，”陈主事目光沉郁，“便是他们选中的，立在潮头的那一个。”
谭弘毅近年来声名鹊起，不仅是连中小三元的科举新星，更是“经世致用”的积极践行者。
他早期为补贴家用所写的话本《昭元英雄传》，其中蕴含的民本思想、商贾地位探讨，以及之前在岳麓书院所写的那篇直言北疆危局、指摘边防积弊的《论北疆防务之疏》，甚至在与钟山书院文会上关于盐政、漕运改革的激进言论。
此刻全都被翻检出来，被断章取义，扣上了“妄议朝政”、“蛊惑人心”、“与民争利”乃至“其心可诛”的大帽子。
“压力已至省垣，”陈主事语气急促，“有风声传出，朝廷为了‘正本清源’，此次湖广乡试，上面特意点了注重经义、学风严谨、不喜标新立异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延儒大人为主考。
届时，但凡策论中有‘奇谈怪论’、‘语出惊人’者，恐难获青睐，甚至可能被刻意黜落，以儆效尤。”
这个消息，对于正准备乡试的谭弘毅而言，无异于一道惊雷。
他的策论长处，恰恰在于能结合现实，引据数据，提出新颖而务实的见解。
若主考官对此风格心存芥蒂，甚至有意打压。
那他赖以扬名的“实学”之长，瞬间变成了取祸之由，科举之路很可能就此断绝。
陈主事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留下的警告却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书院内部激起了层层涟漪。
压力并非只来自遥远的京城和即将到来的考场，更近在咫尺，来自往日一同求学的同窗。
风声很快在书院内传开，原本就对谭弘毅的迅速崛起心存嫉妒或对其学说持保留态度的保守派学子，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我早说过，治学当以经义为本，皓首穷经方是正途。整日谈论些兵戈、钱粮的俗务，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如今果然惹祸上身了吧？”
“话本小说，乃小道也，士子染指，本就有失身份。其中言论，更是授人以柄，连累自身不说，怕还要带累书院清誉。”
“年轻人不知藏拙，锋芒太露，活该有此一劫。”
这些议论起初还只在私下流传，渐渐便有些肆无忌惮，甚至在斋舍、在讲堂之外，也能听到一些指桑骂槐、冷嘲热讽的声音。
更让谭弘毅心头沉重的是，与他交好、同样倾向于实学的苏明远、赵文博、李慎等人，也因与他过从甚密而受到了牵连和质疑，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这一日，连一向沉稳的苏明远，眉宇间也带着几分忧色，找到谭弘毅：“弘毅，如今流言蜚语甚嚣尘上，几位博士虽未明言，但态度也明显谨慎了许多。你看……是否暂且避其锋芒？”
好友李慎更是直言不讳：“子恒，大丈夫能屈能伸。距离乡试尚有月余，不如你暂且搁置那些边防漕运的议题，专心写几篇立意中正平和、文辞典雅的经义文章，让山长和博士们看看，也让外界知道，你谭弘毅并非只会‘标新立异’，于传统学问亦是根基深厚。渡过此关，再图将来，如何？”
就连一向支持他的赵文博，也委婉地表示：“或许，收敛锋芒，示敌以弱，亦是保全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