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远听罢，连连点头：“此计大善！水路虽慢些，但稳妥为上。且正如子恒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长江运河之景，沿路风物，亦是学问。”
两人计议已定，便着手安排。
次日，谭弘毅与苏明远将一众仆从、护卫召集，说明改走水路的决定。
大部分仆役护卫本就是苏家为陆路长途雇佣或从家中临时调用，闻言倒也理解。
苏明远让管家多给了些酬劳，令其护送空车及部分不必要的笨重行李折返湘洛，并向家中报平安。
最后，决定轻装简从，只留最核心、最可靠之人：谭弘毅、苏明远、谭弘业、石柱，以及苏明远那位经验丰富的老管家和一名最为伶俐的书童墨香，总计六人。
在武昌府繁华的码头，他们寻了一艘正要启航前往应天府（金陵）的官营大型客船。
此船专走长江下游航线，船体坚实，舱室虽不奢华却也干净整洁，同船者多为商旅及部分南方的官员、士子。
付足船资，安顿好行李书籍后，一行六人便在这庞然大物般的楼船上，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舱室作为旅途中的小小天地。
客船扬帆起航，驶离了武昌码头。
站在甲板上，看着浩荡长江水滚滚东去，两岸景色徐徐展开，与陆路车马劳顿、提心吊胆之感截然不同。
虽已是冬季，江水略显沉郁，但江面开阔，舟楫往来，别有一番宏大气象。
谭弘毅凭栏远眺，心中那份因遇险而生的紧绷感，也随着江风渐渐舒缓。
很快，他们便发现，同船旅客中，颇有一些与他们目标一致的赶考举子。
有的来自云南贵州，有的来自四川。
大家口音各异，但谈论的话题却逐渐聚焦于即将到来的春闱以及京中局势。
官船之上，舱室相邻，餐厅共用，彼此攀谈交际在所难免。
这些举子，年龄不一，背景各异。
有像谭弘毅、苏明远这般初次进京的年轻新锐，也有屡试不第、经验丰富的老举人。
言谈之间，京城朝堂的波谲云诡，不再是湖广一地的传闻，而是变成了更加具体、甚至带着各色偏见的谈资。
一次在船舱餐厅用饭时，邻桌几位操着西南口音的举子正高谈阔论。
其中一人略带傲然道：“…此番春闱，主考虽未定，但听闻几位阁老中，还是更看重经世实务之才。吾浙自古多俊杰，于钱粮、漕务、海事颇有心得，正是合宜。”
立刻有人附和，言语间隐隐将其他地域的学问斥为“空谈”或“迁阔”。
另一日，在甲板散步时，又听得几位湖广口音（非武昌府，更像荆襄一带）的举子低声议论，提及朝中某位楚籍大员近来似乎圣眷正浓，或许能照拂同乡后进，但旋即又有人警惕地提醒隔墙有耳，莫谈具体。
甚至，有阅历较深的老举人，在私下闲聊时，会讳莫如深地提及“内相”（指宦官）的势力在某些衙门不容小觑，提醒年轻士子进京后言行需格外谨慎，莫要无意中开罪了不能得罪的人。
虽未明指“阉党”，但其意自明。
谭弘毅将这些零零碎碎的谈论尽收耳中。
他愈发意识到，京城不仅仅是考场，更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政治漩涡。
所谓“浙党”、“楚党”（或更宽泛的地域派系），以及那阴影中的宦官势力，相互交织、博弈，影响着官员的升迁、政策的推行，甚至可能波及科场取士的倾向。
这与他之前主要关注的学问、实务、边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维度。
在这种场合下，谭弘毅刻意保持着低调。
他深知自己“连中四元”的名头在湖广响亮，但在卧虎藏龙的赶考举子中，过早显露锋芒未必是好事。
在多数时间，他都是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面色沉静。
偶尔在他人问及时，才谦和地应答几句关于经义或沿途风物的闲话，绝不主动挑起关于朝局、党争的话题。
他更像一块海绵，默默吸收着各种信息，观察着不同地域、不同背景士子的言谈举止、学问倾向乃至潜在的政治立场。
然后在心中悄然构建着对京城复杂人际网络的初步认知图谱。
相比之下，苏明远则显得如鱼得水。
他出身官宦家庭，本就熟悉官场交际之道，性情又比谭弘毅外向。
他能够自然地与各地举子攀谈，从诗词歌赋到地方风物，再到对某些经典注疏的不同见解，皆能应对自如。
既不显得过于热衷时政，又能恰到好处地建立联系，获取信息。
许多看似闲聊的话语，经过他转述给谭弘毅后，往往能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
两人一静一动，一内敛一外联，在这小小的航行团队中配合得愈发默契。
长江浩荡，客船昼夜兼程。
船舱之内，谭弘毅依旧每日固定时间温书，笔耕不辍。
但更多的时刻，他站在甲板上，望着那似乎永无止境的江水，思考的已不仅仅是四书五经和策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