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京城的夜晚还有几分凉意。
谭弘毅在书房里批完了最后一份公文，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正要起身回后宅，门外忽然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三短一长。是石柱的暗号。
“进来。”
石柱推门而入，反手将门掩上，又从里面插了门闩。他手里捧着一只沉甸甸的木匣，匣子上了锁，看上去普普通通，但谭弘毅知道，能让石柱如此郑重的东西，绝不普通。
“大人，”石柱将木匣放在案上，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钥匙，双手递上，“刘文远的事，查清楚了。”
谭弘毅接过钥匙，打开木匣。匣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厚厚一叠文书——有账本的抄件，有经手人的口供，有银票的编号和流向记录，还有几封书信的原件。最上面是一份整理好的卷宗，封面上用蝇头小楷写着“刘文远案”三个字。
他拿起卷宗，翻开第一页。
石柱站在一旁，低声汇报：“大人，属下查了两个月，把刘文远这些年在吏部的经手事项全部过了一遍。他收受的贿赂，不止周德兴那五千两。从昌平十五年到今年，他经手的‘人情’至少有十七桩，涉及银子总计超过三万两。”
谭弘毅没有说话，继续往下翻。
石柱继续道：“最大的那桩，是昌平十七年江南乡试。周德兴的儿子周家骏，文章狗屁不通，但刘文远通过关系，让他在浙江贡院拿到了一个名额。这还不算——属下查了周家骏当年的试卷底档，发现被人调换过。原本应该是落卷，被换成了中卷。中举的那个，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
谭弘毅的手指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着石柱：“调换试卷？证据确凿？”
石柱点头：“确凿。属下找到了当年在贡院当差的一个老吏，此人叫周顺，今年六十多了，已经告老还乡。他经手过那年的试卷编号，记得清清楚楚。周家骏的卷子，编号是‘浙乡丙字三十七号’，但最后中举的卷子，编号是‘浙乡乙字八十一号’——被人调了包。周顺说，这事是刘文远亲自交代的，经手人是当时的浙江学政的一个幕僚。那个幕僚去年死了，但周顺还活着，他的话，就是证据。”
他从木匣底层取出几页纸，双手递上：“这是周顺的口供，画了押的。”
谭弘毅接过口供，仔细看了一遍。老吏的话说得很详细——时间、地点、人物、经过，一清二楚。最后一行写着“以上所述，俱是实情，如有虚假，甘愿领罪”，下面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签名和一个红手印。
他将口供放下，又拿起那几封书信的原件。信是刘文远写给浙江学政的，措辞隐晦，但意思很明白——“周生乃某之表亲，望多关照”。信上没有署名，但笔迹和用纸，经过比对，与刘文远在吏部的公文笔迹一致。
谭弘毅看完所有的材料，沉默了很久。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蜡烛燃烧的细微噼啪声。烛火摇曳，映在他脸上，明暗不定。
“科场舞弊。”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这是要掉脑袋的。他胆子不小。”
石柱低声道：“大人，证据确凿。只要您点头，明天就能把刘文远拿下。”
谭弘毅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石柱。
窗外，夜色深沉。远处的街巷里，隐约传来更夫的打更声，一声一声，悠长而沉闷。京城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星，只有一轮弯月挂在檐角，冷冷清清的。
“石柱，”他转过身，“他背后是谁？”
石柱一怔：“大人是说……”
“刘文远不过是个五品郎中。科场舞弊这种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办成的。浙江学政、贡院的主考官、还有替他调换试卷的那个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刘文远能指挥得动的。他背后，还有人。”
石柱低下头：“属下查了，但……还没有确凿证据。刘文远跟刘景明府上的人走得近，但刘景明本人是否知情，查不到。刘文远在吏部这些年，也跟不少人有过往来，但大多是公务，不好判断。”
谭弘毅点点头，走回案前，将那些材料重新收进木匣，盖上盖子，上了锁。
“不急。继续查。”
石柱犹豫了一下：“大人，刘文远的事，就这么放着？万一他听到风声跑了……”
“跑不了。”谭弘毅摇摇头，“他不知道我们在查他。他现在还在吏部安安稳稳地坐着，等着下一次收钱。这种人，贪心不足，不会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