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末后行刑。”
另外也有官府为无人收尸的死囚犯进行掩埋的做法。
只不过到了五代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视人命如草芥，也就自然不会有这种“临终关怀”了。
于是经历了“五姓十三君”的乱世局面后，宋人意识到人命的可贵姓，抱愧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
再加上老百姓普遍不愿意打仗，朝廷也自然珍视生命，除了不轻易打仗以外，就是在刑事判决时尽量没有冤案。
此外“不得掩塞其口”尤其值得称道，因为在武则天时代，处决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避免他喊冤，因为那时有两个着名的酷吏，屈打成招的例子太多的，不塞不行啊。
而宋人这么做，无疑是拨乱反正，让犯人享有“临刑称冤”的权利。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
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
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
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
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
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
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疑罪从无。
所以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
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
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
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
只有秋季是肃杀的季节，才能用来处决犯人。
所以，也就是说，即便坐实了李小鱼翻的案，他也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想办法翻案，不必急于一时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宋代的这套“临终关怀”，依然觉得极为人道，充满温情。
尤其是宋玘处决囚犯以后，还要请僧人为他们超度亡灵。
犯人虽然犯了罪，但他只不过是犯了罪的人而已，依然还是人，绝对不能把他们不当人看。
一个罪犯犯了罪，他受到的惩罚其实是双重的，除了法律的惩罚以外，他还有良知的拷问。
而相比于前者，后者的惩罚更为严重，因为后者是诛心之痛，这也正是《罪与罚》想要说明的。
“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我们再读这一句话，就会更理解宋人的“临终关怀”了。
同时，想到这些后，李小鱼也猛地想到了几个可以翻案的办法，其一就是不停地上诉。
对，没错，就是上诉。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所谓的上诉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情，其实在古代早就有了。
如果真有冤屈的话，犯人是可以选择向上申诉的。
特别是在宋朝等一些比较开明的朝代，不仅死刑犯可以上诉，而且到了刑场，只要犯人喊冤，基本上都是会发回重审。
比如宋朝赵光义当皇帝的时候，有个妇人跑去官府告状，说她丈夫的兄弟想要害死他。
后来这个人就被抓了起来，没想到就在他关押期间，那个妇人就离开了人世。
这下死无对证，他就被判处了死刑，表示不服的他，就选择了上诉，结果皇帝认为，既然找不到证据，就不能认定他有罪，于是就把他给放了。
所以，他只要不停的上诉，就能免除一死，极大的拖延时间，记得好像能上诉三次，这样一来，至少还能再拖延好几个月的时间啊。
而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越狱。
要知道古代社会的条件落后，逃出狱后躲到深山老林里，朝廷是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你的。
即使发出海捕公文，也无异于大海捞针，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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