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觉得余英时先生划分这两个世界是无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个美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男女主人公被毁灭，青春的包括爱情的，人生的一切东西被毁灭，大观园里边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两个世界的划分，老先生觉得是太绝对的。
此外也有人说曹雪芹一方面是通过写超凡脱俗的爱情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神圣感。
但是更主要的是这种神圣感随着大观园的青春美丽被毁灭变得更沉痛，更悲切。
这个也反映了《红楼梦》的一种悲剧精神。
比如有人想问段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他看了最近几期的《红楼梦》学刊，上面有几篇论文，把《红楼梦》中的人物。
比如说贾宝玉，同《飘》中的女主人公郝思佳进行对比，把贾宝玉同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男主角进行比较，就是用这种比较文学来研究《红楼梦》。
这种视角、这种形象的对比，在常人来说好像是很难以把他们两个拼凑到一起的，那么这种研究新的视角你怎么看。
段启明对此回答说，目前这个文章他还没有拜读过，但是我肯定一点就是，把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这种研究道路是绝对可走的，绝不是荒唐的。
因为运用西方的理论，甚至和西方的文学加以比较，这种研究本来是从王国维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只是在6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不开放，那种情况下固步自封，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逆流。
所以说吸收西方的观点，跟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研究方面。
我刚才说，王国维1904年写《〈红楼梦〉评论》，到1920年，我记得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吴宓先生，学衡派的吴宓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新读》。
这篇文章是1920年写的，那完全是跟西方文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正常了，而且我们看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外语也不行，说到西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学者你去数吧，都是学贯中西的。
钱钟书先生等等，至少会一门外语，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是留过洋的，但我们这一代客观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没有留洋，我们到农村劳动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
所以也不怪我们，这也是我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个断裂，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再说两句，你老是脸背过去，我也没法跟你交流。
学习西方的东西，跟西方的作品进行比较，是绝对应该进行的，可能有些时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规范，就是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也不是文学的比较。
那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比较文学的内涵，比较文学的方法，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要力求做得规范，它是有一个方法在里面，不是拿过来什么就可以的。
孙玉明先生也说，谈到比较文学这一块儿，他还是有一种感觉，我们收到大量的来稿当中根本没有理解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应该如何运作，就是非常机械化地比较。
比如说比较贾宝玉《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那么贾宝玉有几个女孩，光源氏有几个女孩，贾宝玉如何疼爱女孩，光源氏如何疼爱女孩，不是这样比较法。
如果能深入到两国文化的同异中去，比如说《源氏物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日本那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什么状况。
那么《红楼梦》产生的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再比较点其他东西，谈点文化的流变，或者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这个问题他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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