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学教师应该由男人来担任，就像希腊的斯巴达一样。女人可以充当安慰者，但不能做教育者。培养下一代是男人的义务，这样做可以排除孩子们的不必要的幻想，再没有比孩子的幻想同成人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更残酷的了”
他顺便走进小茶馆，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来，给自己订了一份五香豆。孩子们被诙谐的老师逗得笑声不止。那教师态度十分和蔼，同孩子们谈话犹如和同辈人谈话一样，他丝毫不去迎合他们的心里，相反地，却自然而然、颇有分寸地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教授不禁回想起上海的学校，回想起它们的机械的教育方法、歇斯底里以及学生在教师面前的恐惧心理，这时他心中暗想：“如果那些汉奸分子胜利了，他们把自己的风习带到这里来，孩子们就会变成小兵，我怎么能希望国家取得胜利呢？在这里，他们以体育课代替了军训课，他们不教姑娘们刺绣，而培养她们对音乐的爱好。假如汪未经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会坐在桌子后面沉默不语，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教师（很可能是女教师）。他们将排着队在街上走，而不是自然成群，见面时他们会愚蠢地大喊‘东亚共荣’以表示相互致意。希望自己的祖国遭到失败，这也许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希望我的祖国尽快战败．．．．．”
教授不慌不忙地吃完了五香豆，听着孩子们的谈话声，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老师问道：“让我们谢谢这个美好的茶馆的老板好不好呀？他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地方和可口的面条，我们给他唱个歌儿好吗？”
“好”孩子们回答说。
“我们来表决一下谁反对？”
“我，”一个小姑娘说，她留着长长的头发，满脸雀斑，一双大眼睛“我反对”
“为什么？”
就在这时，茶馆门打开了。一个大高个儿走进来，一边抖掉雨衣上的雨水。他就是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和他一同进来的是一个瘦子，此人面孔黝黑，动作敏捷，体格结实健壮，一张富有表情的脸，颧骨高高突起。教授差点抽身站起，但他突然想起上级的指示：“我自己会认出您的”。于是他又埋头读起报来，一边留心听孩子们谈话的内容。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反对？”教师问那个小姑娘，“要善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妈妈常说，吃过面条不能唱歌，”小姑娘说，“会损坏嗓子的”
“妈妈的话多半是对的，当然了，如果我们大声唱或者在街上大喊大叫，的确会损坏嗓子。可在这里不，我想，在这里唱歌，嗓子不会有什么事的。再说你可以不唱我们不会埋怨你的”
说罢教师领头唱起一支欢乐的歌曲。老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向孩子们鼓了掌。然后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走出去了，教授若有所思地望了望他们的背影。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黑黑的瘦子，”他突然记起来了，“也许，我同他一起蹲过监狱？不对在那里我没见过他。但我记得这个人。我对他记得非常清楚”
大概，他打量那个黑黑的瘦子时注意力过于集中，以致于那人察觉到他的目光，不禁微微一笑。
教授从这个笑容记起了他，仿佛看见了一部电影中的某个镜头似的。甚至听见了他的声音：“让他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保证一切服从，在一切方面使他以后不可能逶过于我们，免得他将来说，‘这是他们的过错，我是旁观者’现在谁也不可能当旁观者对于从监狱出去的同情人士来说，只有两条路：忠实还是死亡，二者必择其一”
那是在战争的第二年，他被叫到秘密警察局去进行例行的谈话。教授每年被叫去一次，一般是在春天。这个身量矮小的黑黑的瘦子走进办公室，听了听他同那个穿制服的76号特务的谈话（平时都是此人同他进行谈话）。这个黑黑的瘦子说话很凶，那些歇斯底里的话语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去看望弟弟。当时他弟弟还当主治医生，谁也想不到一年之后他就死了。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弟弟说，“他们是歇斯底里的盲人，他们强迫你在忠实保证书上签字，同时他们还由衷地认为，他们这是给予你很大的荣誉”
教授感觉到自己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他不知如何是好：走上前去会见上级派来的同志、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还是把他叫到一边，提醒他注意那个黑黑的瘦子；或者走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一起离去，还是分开来走；或者首先站起来，尽快赶到秘密接头地点去，通知留在那里的人（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曾经听见第二个人的声音），让他们在窗台上摆出报警的信号。
“停下”教授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我头一次去那里的时候，窗台上摆着什么？那时摆着一盆花，李广元对我说过这一点。也许不是？不，不可能，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同志不，这是歇斯底里开始发作了？停下，首先是克制住自己。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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