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朝日益消瘦的同时，庆亲王府却日益膨胀肥沃起来。对于张之洞铸钱开源，庆亲王弈匡那种难受的样子，可想而知。在户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参劾下，西太后终于下旨湖北停铸银元。由户部银行出面改铸略重一些的新银元。而原先湖北铸的一元银元，全行废除，收回改铸，一切费用，由户部拨给。在唐飞的手里，有几本父亲蔡锡勇留下的笔记。这是大公子蔡璋，即唐飞同父异母的哥哥，按照父亲的遗愿，特意留给唐飞的。他的父亲曾取法美国Lindsley一派速记术，也在研制中国式的速记。
他着有《传音快字》，但唐飞对之认识甚浅。也许是父亲在天之灵的启示，唐飞隐隐约约知道这几本笔记其实一定和银库有关，但唐飞看不懂这天书。不过唐飞注意到，在最初的改铸银币时，由于户部、湖北藩台和银元局三方共同参与，互相监督，收购和改铸进行的有板有眼。不过，自银元局和铜币局合并为武昌造币厂，直属度支部后，银元的改铸就不那么规范了。当然，这和从民间回收这批银元越来越困难也有些关系。也就在这个时候，唐飞兄弟的主动让贤，让我担任了“泛”的首领。唐飞把蔡锡勇的笔记拿了出来，给我、周而成、邓兆麟等人一起研究，终于对这批银元的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了解
。原来，对张之洞赤胆忠心的蔡锡勇，也许已经预感到庆亲王弈匡一定会指示户部和湖广的地方官员，在张之洞调离武汉后，会对这批财富大动手脚。蔡锡勇的笔记则是详细的有关银元的账册和银库进出的原始清单。这样一来，谁要再动手脚就很容易从根本上被人查出。唐飞自己则更加仔细观察银库里的点点滴滴。为此我们“泛”的几个最高领导人也经常讨论这件事。终于，老鼠露出了它的尾巴。我们发觉，度支部湖北的童总管和湖北总督瑞澂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随着收回的老银元越来越多，度支部的银库也越来越挤。然而，却再也没人催促老银元的改铸之事了。由于知根知底，我们“泛”已经能琢磨出瑞澂他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辛亥年八月中秋时，武汉三镇已处於瞬息万变之际。瑞澂指示铁忠做好应变的准备工作。应变计划中有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在“楚豫号”战舰上建立一个临时的战辕，以便万一陆地督署失守后，瑞澂可以在战舰上继续指挥。因此，除了在舰上腾出更多空间准备让瑞澂他们居住外，还要准备大量的衣食用品等。除此之外，铁忠还派我负责官钱局，铜币局和藩署等间的联络，做好钱财转移的准备工作。瑞澂终于发话了。他明确提出首先要把度支部的银库的老银元运往“楚豫号”。铁忠命令我开始实行准备核实和打包银元等事项，他特别提醒我，这是瑞大人非常重视的。可以说，湖北情报系统中，我们“泛”占据了半壁江山。如果当时我们要对湖北的革命党人下手的话，那情况就不是日后的那个样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决策，我们都知道。
1911年，10月，要是我们“泛”出手的话，结果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哪！？对于各类情报，我们有商讨和研究的习惯。每当我们把整理得有条不紊的情报上报时，总会得到瑞大人满意的夸奖。其实，这些情报已经“过滤”过了。我们“泛”的原则是观察社会，不参与政治斗争，但实际操作时总会或多或少有些偏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同情像黎元洪这样的“开明人士”。对黎元洪，我知道的比一般人多得多。早在十年前，我随铁良视察武汉，我就知晓了他。后来，我随铁忠到湖北，新上任的湖广总督瑞澂曾交代了一个绝密的任务，那就是要我们调查黎元洪。
当然，具体经办人就是我。瑞澂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人的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当时的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和同情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瑞澂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人的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当时的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和同情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瑞澂首先在对湖北军队进行整改，他任命铁忠为军事参议长官，参与掌管湖北新军。接着，取消了黎元洪的兼管马、炮、工、轴各队事务和兼辖湖北水师的权利。成立水上巡捕大队和缉捕队，扩充宪兵队为宪兵营，对武汉三镇分块而治。并委任铁忠为督练公所总办，全面调派各部队、各兵种，凌驾于湖北新军之上。
作为铁忠的左膀右臂，我全面负责情报工作，特别是对高级军官的稽查。瑞澂那种极端的做法，都是极个别集团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色彩的，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我们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承受不起的。但是，作为对个人品质和性格来讲，我们又很不喜欢黎元洪这类人，他们总在生存是人类最大的权利的信条下，心安理得地活着。趋炎附势也罢、中间骑墙也罢、苟延残喘也罢，看人眼色圆滑地生活着，给历史留下的是一堆堆软体动物的残骸。相反的，我们对于那些党人，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士兵，对他们个人的那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还是很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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