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陈夔龙到任武汉后，大小官员争相巴结，张彪也让他的妻子曲意联络。陈夔龙喜作诗，张彪不通文墨，就出钱请人作诗四首，颂扬陈的功德。陈夔龙的爱女病逝，陈借机敛财，大办丧事，张彪及其它新军将领送礼金10万，购珍珠衫一件，以讨好之。但是，黎元洪不参与此事，仅以自己的名义送数元吊唁。与此同时，汉口慈善会募集捐款济赈，黎元洪慨然出资3000元。有人将此事密告陈夔龙，陈非常不满，准备找借口参劾黎元洪，只是因为黎元洪深得军心，陈夔龙害怕处分黎元洪会激出事端，才悻悻作罢。
但事情还是传了出去，武汉的大小报纸抨击陈夔龙，数落其丑状，事情越闹越大，民生鼎沸，清政府只得将陈夔龙调走，换旗人京城“三少”之一的瑞瀓出任湖广总督。瑞瀓能获得湖广总督的肥缺，也是走了庆亲王奕匡的门路，花费了大把银两。因此可以说，瑞瀓和前任湖广总督陈夔龙都是属于庆王弈匡一个系统的，而陈夔龙对黎元洪恨之入骨。他把收集的不少情报和材料，特别是关于张之洞和黎元洪的“支持党人，引导反叛”的证据，都全盘托出。对于已过世的张之洞，庆亲王奕匡从没好感。但是，张之洞当年除了深得西太后的信任和赏识外，他在朝廷的根基也很深——老醇王是他的后台，老军机张之万是他的族兄，封疆大臣鹿钟麟是他的姐夫。尽管这些人和张之洞都已作古，但他们的后人遍布很广。再三考虑，庆亲王奕匡告诫瑞瀓此次前去武汉对张之洞还是得谨慎从事，不要去冒犯他。
但是对黎元洪，庆王同意可以暗中调查，大力收集材料上报朝廷，再作定夺。故还没入鄂境，瑞瀓对黎元洪已深有成见甚至心怀叵测了。瑞瀓上任时，湖北文武官员按例须到署呈递手本谒见。瑞瀓接见张彪时，细谈了湖北新军中党人泛滥之事。张彪不但如实告知，而且也抱怨黎元洪的一些做法。如张彪的第八镇中，大凡有党人嫌疑的军人，都被黎元洪的二十一协小心翼翼地收留下来，予以录用，一些人还被先后遣往东西方留学深造，靠此而深得军心。到黎元洪递手本时，瑞瀓掀起眼镜，反复审视，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黎大人是学堂出身？那可是好出革命党的地方，黎大人如何?”黎元洪黯然无语退下。其实，黎元洪是那些脚踏两只船的汉族官吏和军官的代表，他们较为圆滑。他们和那些获得既得利益的满族亲贵不一样，他们不必把自己牢牢绑在清廷上。他们或是担心大兴党狱易激起众怒，反而会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或是害怕惹动风潮，震动朝廷，自己落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他们对于党人，不愿也不敢过分认真，往往敷衍塞责。
但要他们同意党人，参与党事，他们更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愿意。但正是黎元洪的这种性格，反而在湖北新军的中上层中赢得好感。多数人既害怕那些激进暴逆的党人，也讨厌那些极端保守顽固不化的亲贵。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当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际，清王朝这只漏洞百出的破船上的各类乘客也不得时时窥测方向，谁也不愿做殉葬品，可谁也不敢领先跨出着决定性的第一步。黎元洪就是典范。不过，黎元洪对学堂和文人出身的军官的重用过于明显，而那里却有好些革命党人。放在张之洞身上是爱才，放在黎元洪的身上可视为对朝廷的不忠和有庇护党人之嫌。
1906年3月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组建了“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主要以报告演讲、办报撰文、教授讲课等万式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反清革命。1903年，黎元洪见刘静庵谈吐不俗，是文化人，很是赏识，不久即提拔刘静庵为之际的保镖和亲随，协助整理文书。1904年，刘静庵等密谋策划响应黄兴的长沙起义，不巧黄兴寄自长沙的密码信误投文案刘稚辛手中，刘稚辛立即报告了黎元洪；黎闻讯后，一面设法稳住刘文案，令其守口如瓶；另一方面，黎元洪虽然也有怀疑。但一来感到证据不足，二来对刘静庵却有爱护之意，不想穷究，为此命令刘静庵立即以生病为由辞去军职，速速离营，并将黄兴来信销毁。黎元洪不愿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的，引起朝廷注意，以免事态扩大，谁也脱不了干系。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使得革命党人对黎很感激，只是不言而喻罢了。这种做法，当时在汉族官员中，还是很普遍的。
1906年10月，湘赣边境萍乡、浏阳和醴陵起义，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干部和孙中山派来的梁钟汉等在汉密谋响应。1907年1月，张难先、刘静庵、梁钟汉等9人先后被捕入狱，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日知会案。经叛徒郭尧阶告密，原来一直把他当做湖南帮会头目“刘家运”，关了四年后，这时候终于搞清了他的真实身份。铁忠和瑞瀓如获至宝，他们一直想从中获得黎元洪支持革命党的证据，他们认定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点。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朱中安从头到尾都参与，十分清楚这里的全过程。刘静庵在狱中受刑最重，被清廷差役用竹鞭抽打光着的脊梁，骨头打得暴露在外，眼脸青肿，但仍高昂头颅，骂声不绝，当时被誉为“铁汉”。在手下人在多次严刑拷打刘静庵毫无收获后，铁忠亲自出马，他非常仔细地讯问刘静庵与黎元洪的关系的每个细节。刘静庵越是不愿牵连黎，瑞瀓和铁忠越是怀疑。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