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我叫许兮若。你婆婆绣的东西，下个月要在南市美术馆展览。”
年轻女人愣了一下。“美术馆？”
“对。市里最大的美术馆。她的作品会和很多专业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会有很多人来看，会有人拍照，有人写文章，有人记住她的名字。”
年轻女人不说话了。她怀里的孩子伸手去抓她的头发，她把孩子的手轻轻拨开，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不相信，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之后的茫然。
“我婆婆……真有这么厉害？”
“你见过她绣的荷叶吗？”
年轻女人摇了摇头。
许兮若把手帕递过去。年轻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接过手帕。她看了几秒钟，脸上的茫然慢慢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这是她绣的？”
“是。拆了三遍，绣了四遍。”
年轻女人低下头，又看了好一会儿。孩子伸手去抓手帕，她把孩子的手握住，不让他抓。她看手帕的那个姿势，忽然变得很小心，像捧着一件怕碎的东西。
“我不知道。”她小声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不知道她绣得这么好。”
刘婶转过身来，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走过去，从儿媳妇手里接过手帕，用袖子擦了擦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把它叠好，放回屋里。
出来的时候，她说：“我等孩子睡了再绣。”
儿媳妇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那您别熬太晚。”
许兮若骑电动车离开的时候，后视镜里看到刘婶站在院门口，身后的柿子树枝叶婆娑。她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举起来，冲许兮若挥了挥。
那个姿势，许兮若在笔记本上画了下来。
第十一天，南市来了电话。
是沈建国打来的。“一针一顶”项目的审批下来了，比预期快了将近一个月。文化局的人看了许兮若提交的方案——特别是关于把那拉村作为培训基地的部分——很感兴趣，想派人下来看看。
“他们要来看什么？”许兮若问。
“看场地，看人员，看你们的教学能力。说白了就是评估一下，这个村子有没有条件承接市级项目的培训任务。”
许兮若挂了电话，把消息告诉了阿芸。阿芸先是高兴，然后是紧张，然后是一种近乎恐慌的焦虑。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阿芸环顾绣坊，“六张绣架，几把竹椅子，窗户还是我们自己换的。文化局的人来了，看到这些，会批吗？”
许兮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走出绣坊，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她看村道两旁的房子，看村委会的院子，看村口的那棵大槐树，看远处层层叠叠的山。然后她回到绣坊，跟阿芸说了一句话。
“你错了。你们这里什么都有。”
阿芸不解地看着她。
“明天开始，我们准备。不是准备给文化局的人看，是把你们本来就在做的事情，让他们看见。”
第十二天，准备工作开始了。
不是许兮若想象中的那种准备——打扫卫生、整理文件、布置展板。阿芸她们做的，是一种更根本的、更接近于本质的事情。
她们把绣坊的门打开了。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开门，而是一种姿态。阿芸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支了一张桌子，放上绣架和丝线，就在那里绣。路过的人停下来看，她就跟人讲，讲她在绣什么，用什么针法，为什么用这个颜色。有人问“这有什么用”，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低头不说话，而是把绣好的部分举起来，让对方看。
“你看这片花瓣，是不是像真的一样？真的槐花，过几天就谢了。但这个不会。这个能留很多很多年。”
杨婶把灶台从厨房里搬到了院子里。她在院子里揉面、蒸馒头、做槐花疙瘩汤，谁来了都能坐下来吃一碗。吃完了不走，坐着看姑娘们绣花，看着看着就问：“这个好学吗？”阿芸就递过去一根针，一绺丝线，一块碎布。“试试。”
张秀英把她九十岁的婆婆背到了绣坊。老太太眼睛花了，手也抖了，绣不了东西，但她记得年轻时学过的所有花样。她坐在竹椅上，闭着眼睛，嘴里念叨着那些花样的名字——“这叫凤穿牡丹，这叫喜鹊登梅，这叫榴开百子。”年轻姑娘们围着她，把她念出来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有些花样她们从来没见过，老太太描述的时候，她们就用笔在纸上画，画得不对就改，改了再问，直到老太太点头说“是这个样子”。
周敏从镇上骑了四十分钟电动车过来，带来了一台老式缝纫机。她把缝纫机支在绣坊门口，把学员们绣好的手帕、荷包、扇套缝制成成品——手帕镶边，荷包上衬，扇套加里布。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哼歌，哼的是她教了几十年的那首《茉莉花》，缝纫机的嗒嗒声和她的哼唱声搅在一起，成了绣坊里新的背景音。
刘婶把她儿媳妇带来了。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坐在绣坊角落里，一开始只是看。看了一个多小时后，她把孩子递给刘婶，自己拿起了一根针。她的手生疏得厉害，第一针就扎了手指，血珠子冒出来，她含在嘴里吮了一下，继续绣。刘婶抱着孙子，看着儿媳妇低头绣花的侧脸，眼里有一种很深的、说不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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