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兮若把这一切都写进了笔记本里。
不是记录事件。她记录的是更小的东西——杨婶揉面时面粉扬起来的样子，九十岁老太太念花样名字时嘴唇的颤抖，周敏踩缝纫机时脚尖点地的节奏，刘婶儿媳妇被针扎了之后吮手指的那个动作。这些画面太小了，小到除了她，可能没有第二个人会注意到。但她知道，正是这些小的、不被注意的东西，构成了那拉村真正的重量。
第十五天，她写完了第一章。
不是《槐花的重量》的第一章，而是一本她还没有想好名字的书的第一章。她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这本书，献给那些低着头干活的人。”
然后她又划掉了。不是觉得不好，是觉得太早了。献词应该是一本书最后写的东西，像绣完一幅作品之后，在背面落下的那枚小小的印章。她现在还不知道这本书会绣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它最后会有多少章，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写完，不知道写完以后会不会有人看。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在绣了。
第十七天，文化局的人来了。
来了三个人：一个科长，姓方，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一个科员，年轻姑娘，姓丁，刚考上公务员没多久，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还有一个请来的专家，是南市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教授，姓孟，头发花白，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许兮若没有安排任何“汇报”。没有PPT，没有展板，没有打印出来的项目方案。她只是带着三个人在村子里走。
先去了绣坊。阿芸正在绣那幅新的槐花，头也不抬。方科长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你这个底色的过渡，用了多少种丝线？”阿芸这才抬起头，说：“底子只有一种颜色。过渡不是靠换线，是靠针脚的疏密。密的颜色深，疏的颜色浅。”方科长弯下腰，凑近了看，然后点了点头，在小本子上记了什么。
又去了杨婶的院子。杨婶正在做槐花疙瘩汤，看到人来，盛了三碗端出来。方科长端着碗，喝了一口，眼睛亮了一下。“这个味道，我在城里没吃过。”杨婶笑着说：“城里的槐花不是这个槐花。我们这儿的槐花，是山上那棵老槐树的。那棵树比我奶奶的奶奶还老，开出来的花，味道不一样。”
孟教授听到这句话，放下碗，问杨婶：“您知道那棵树有多少年了吗？”
杨婶想了想。“没人算过。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树就那么大了。再往上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树也那么大。就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年了吧。”
孟教授沉默了一会儿，对许兮若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最后去了村口的大槐树下。正是傍晚，太阳斜在西山上，光线穿过槐树的枝叶，在地上洒了一层碎金。树下坐着几个绣花的姑娘，还有几个看热闹的村民，一个老太太抱着孙子在打盹，两条黄狗趴在地上，尾巴偶尔摇一下。
方科长站在树下，看了很久。
“许老师，”他忽然说，“你们申请材料里写的那些——培训人数、课程设置、预期产出——我现在都不问。我就问您一件事。”
“您问。”
“您觉得，这个地方，三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许兮若看着那棵槐树。槐花已经落了大半，枝头上还剩一些，稀稀落落的，在夕阳里镶了一圈金边。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把树下所有人都罩在里面。
“三年以后，这棵槐树还在。”她说，“树下绣花的人会更多。不光是这个村的，也不光是周边的乡镇。会有从更远的地方来的人——她们听说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用一根针、一根线，把自己心里的东西绣出来。她们来了，坐在这棵树下，一针一针地绣。有人绣得快，有人绣得慢，有人绣得好，有人绣得不好。这些都不重要。”
她顿了顿。“重要的是，她们来了。”
方科长没有追问。他把碗里最后一口疙瘩汤喝完，把碗还给杨婶，说了声谢谢。然后他对许兮若说：“项目批了。”
丁科员在旁边小声问了一句：“科长，我们不用再看看材料？”
方科长摆了摆手。“材料我看了一百多份了。写得好的很多，漂亮的PPT，完善的课程体系，量化的考核指标。但那些东西，跟手艺没有关系。手艺是活的东西，它长在土里，长在人的手上，长在一日三餐里，长在那些树影底下。我今天看到了，就够了。”
许兮若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
“手艺是活的东西，它长在土里。”
第二十天，高槿之来了。
他是坐早班火车来的，到的时候天才刚亮。许兮若在村口接他，看到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从班车上下来，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带着坐了一夜硬座的疲惫，但眼睛是亮的。
“你带了多少东西？”许兮若接过他的包，被重量坠了一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